于广文，化名泽民，是唐山市开平区于家庄村人。

1933年，日本侵略军由山海关侵入冀东后，于5月12日傍晚，在后营村架起火炮，野蛮地发射炮弹十余发，炸毁开平城墙三处，炸死军民4人。从此，日寇占领冀东长达十三个年头之久，并在开平城北于家庄村西北，仅有三华里的大佛头村设立了据点，开始欺压四周百姓。

日寇的罪恶行径，激怒了善良的中国人民，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分老幼，不分男女，纷纷行动起来，千方百计打击日本侵略者，于广文就是一位爱党、爱国、爱民的抗日分子。他和他的全家，为了支持革命、打击日寇，不仅积极投入抗击日寇斗争最前线，而且还不惜变卖家产，购买军用物资，积极支持和掩护中共冀东地下党负责同志开辟工作，临危不惧隐藏党的抗战干部，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开平游击区八路军堡垒户的典范，为冀东军民抗战做出了贡献。

一、以友结友  投入抗日

于广文，1916年8月27日，生于滦县（现为滦州市）于家庄村（现此村己改称开平区于庄村），一个较富足的农户家庭，有土地四顷。祖辈曾开过果子铺（即糕点作坊），并有雇工。到其父辈分家时，父亲留部分地外，他本人分得土地四十亩。

于广文聪慧好学，四、五岁便开始在私塾读书，同本村后来成为北京大学教授的于学谦同窗为师，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因他有文化，肯动脑，看啥活就会干。于是，便通过亲戚关系，在开滦赵各庄矿，找了个里工，在井下把钩。于广文同大代庄“门当户对”有文化的陈丽荣结婚后，便携妻带女由原籍搬到西赵各庄路北安了家。

日寇侵华进关前，因于广文心灵手巧，家境也不错，便购买了一台美国产的“盛嘉牌”大四缝纫机和进口的（96－97型）4台手工织袜机，在西赵各庄住所处开了个门市脸，并挂牌营业。

干了一阵子，经济效益还不错。于是，于广文干脆辞去了井下把钩的工作，专职搞起了缝纫和织袜的生意。

当时，西赵各庄比较繁华，是人群活动比较密集的地方。五方杂地，什么样儿的人都有。但是，于广文做生意，坚持“老的不欺、少的不哄、一视同仁”，“讲信誉、讲义气”，和气生财嘛！特别是矿工或贫苦人求他，他更是乐于相助。什么补窑衣、钉扣子、找个针头线脑，他都乐善好施、有求必应，从不收费。时间一长，大家不仅称赞于广文的手艺，而且还称他是“大善人”哩！

然而，于广文经营的门市好景不长……

1933年夏，日本侵略军，占领我们的家乡——冀东后，使我们的民族企业经营，受到极大限制，越来越缩小经营空间。日本浪人还经常无事生非，给经商的业主添乱找麻烦，给民族经济经营者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有的干脆关闭破产……

1938年初，因“牌子房事件”，开滦赵各庄矿，首先发起开滦五矿（开滦赵各庄、林西、唐家庄、马家沟、唐山五矿）同盟大罢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大反响，受到冀东各地、各行、各业人士和百姓群众的同情和支持。

一天，于广文的朋友李亚（化名。本名高锡鹤，王辇庄人）到西赵各庄于广文家中，将修理收音机“为生”的赵华南（后来得知他本名叫周文彬，朝鲜人）介绍给他。虽然他俩以前相互认识，都在西赵各庄经商，但通过李亚介绍，于广文同周文彬更加熟悉了，接触也就更多了。从此，于广文开始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罢工开始不久，李亚又带来高吉星（化名。本名叫赵宏图，开平城赵家亭子人）到于广文家串门儿。当时，高吉星名义上（其实他早已投入革命，并加入了共产党）还在开滦赵各庄矿大柜上任先生（会计）的工作。经过多次接触，俩人秉性脾气相投，有共同语言和对时局的看法，又都特别讲义气。这样，一来二去的，于广文和高吉星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于是高吉星同于广文结拜成把兄弟，还认于广文次女于翠英为干闺女。从此，二人因有亲戚关系，所以接触也越来越多。

1938年夏，开滦赵各庄矿罢工胜利后，侵华日军凶相毕露，明目张胆地杀人放火，乱抓乱捕，乱杀无辜，扰得赵各庄人无宁日，民不聊生，苦不堪言，怨声载道，买卖萧条。无奈，于广文只好携带家小，从西赵各庄，搬回原籍于家庄村。此时，于家庄村隶属滦县第九区五十四编乡。

于广文全家返回原籍后，李亚和高吉星（高吉星已辞去开滦赵各庄矿大柜工作，正式投入到抗战队伍行列，并担任滦县X总区区长职务）便以“探亲”为名，经常到于广文家，搞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称此为“轧生”）的工作。为防止敌特捣乱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说话、办事情都有联络暗语。村庄、地名有别称或代称：如，赵州、李州、曲州……；人名大部分也改成化名、别名等。

由于，于广文抗日工作积极主动，又有道眼，很快打开了于家庄村抗战活动的局面。于是，于广文经高吉星、李亚介绍，在于家庄村东杨树行子宣誓，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命其为滦县七区助理。发给一支“枪牌”撸子，42粒子弹。成为冀东抗日队伍中，基层工作的一位战斗骨干。

此时，经常到于广文家居住、开会、开展工作的除高吉星、李亚外，还有高吉星的通讯员周玉庭（本名常福山，解放后到河北省政府某机关任职）、滦县九区区长丁小川（丰润人）、李瑞亭（本姓陈，滦县陈各庄或朱庄子人）、小邵、小丁等七、八个人。有的名字记不清了。他们二三人，六七人不等，经常到于广文家吃住。有的办完事情就转移；有的一住好几天，白天休息，晚上工作……

于广文为保卫、招待好这些革命同志，时刻提高革命警惕，除布置、安排好战友们安全保卫工作外，还嘱咐妻子陈丽荣，设法改善好同志们的生活、起居，甚至穿戴，都要做到细微周到，让“到家”的抗战同志，来得高兴，住得放心！

二、临危不惧、掩护战友

于广文回到原籍后，高吉星、李亚等人，便经常到磕头弟兄于广文家，以看干闺女为名，常来常往，人们也就习以为常了。

高吉星比于广文大五、六岁，出生在晚清的宣统年间。为了保护党的“抗战”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于广文在父亲于宝虔（开明人士，清光绪二十一年大灾中，曾主动搭棚舍饭，周济乡亲）和胞弟于广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被侵华日军抓掳赴日当劳工，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于当年年底返回祖国。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震亡）的支持下，在他家北门房屋，挖了一条能出入院内外的秘密通道，出入口“乔装打扮”，外人不易看出破绽，就是把遮挡物移开，你也想不到这是秘密通道……

秋后挖白菜窖时，于广文还将窖挖成双洞，一个窖储白菜，另一个窖藏人。然而，两个窖相通，用一个窖门儿。机关就在搭窖盖时，用木檩将两个窖顶同时盖上，储菜窖比地面高一尺左右，而藏人窖却与地相平，不留任何痕迹。藏人洞的里侧，是人不经常通过的地方，为便于窖内空气流通，并设有隐蔽地通风孔。两个窖同时盖上盖后，窖与窖之间一般都用两三个茬子，码放在窖的上沿儿，起到保暖通风的效果。但是，码放在菜窖和藏人洞相隔的茬子，必须有两个茬子可以活动，便于拿开或堵上，好让出入者来去方便。这个地窖设计不仅巧妙，让人咋舌称赞，而且此藏人洞冬天比较暖和，洞底并铺有保温用的干草。

过去，于广文的祖上，曾经生产制造过“香油果子”（即糕点）。鸦片战争后，由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社会动乱，人心不稳，民营企业处处受挤压，所以果子铺不得不关门停业。但是，祖上留下来的特大号盛面（或盛小麦）瓷缸，此时此刻却派上了用场。于广文将能盛四、五百斤粮食的手拉坯大缸，埋在了住屋的地下，里边可以藏人，缸盖处还设有通气孔，伪装得特别巧妙。敌人来搜查，就是将“地窨子”上的杂物挪开，他们也不会想到缸的下面，还会有藏人的地洞哩！…… 

1942年初冬的一个清晨，日寇在冀东进行大扫荡时，大佛头据点纠集日伪军四、五百号人，把于家庄团团围住，目的就是抓捕地下党、八路军，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

这天，正巧高吉星、周玉庭、李瑞亭、李亚等人正在于广文家开会。当他们得到消息后，知道跑已来不及了，只有躲藏才是唯一的办法。怎么办？高吉星等人着了急。可是，于广文却不慌不忙，让高吉星等人迅速钻入刚挖好、搭妥、建成的储藏用的白菜窖。随后，于广文也进入窖内，挪开两个高梁茬子，让战友们钻入“藏人窖”。然后，于广文麻利地将洞口用茬子堵好，说：“没有我的话，谁也不许出声儿，也不准随便钻出洞外！”于广文家挖这个窖时，为了保守秘密，他们是在夜静人稀时，悄悄地动的工，窖里可以隐蔽十几个人呢。

这次，日寇进村“清乡”，挨门逐户折腾了大半天，也没搜出中共地下党干部，更没发现八路军伤病员的身影。日本鬼子只好无功而返，垂头丧气地溜走咧。

还有一次，高吉星和警卫员周玉庭，到于家庄搞组织发展工作，并住了下来。

这天清晨，大佛头据点在日军少佐高桑的带领下，率日伪军百八十人，又朝于广文和于廷秀（化名小林子，中共党员，1940年参加革命，曾任村八路军办事员等职，2009年因病去世）的家奔来。

于廷秀是于广文的本家侄子，二人都前后参加了“抗战”。于广文和于廷秀两家院子紧紧相连，都是深宅大院，开果子铺时是一家人。房屋建筑考究气派，有大梢门，前后有门房，是冀东趁钱人住的“深宅大院”。

当日伪军进村的消息传来后，于广文立即让高吉星、周玉庭麻利地钻进屋内大缸做的“地窨子”隐藏起来。虽然二人都是大高个儿，身材较魁梧，但进入缸内，也不感狭小拥挤。安排好战友后，于广文和于廷秀爷俩才迅速找地方隐藏起来……

当然，敌人这次抓捕，又扑了个空！

抗战时期，像躲避日伪抓捕、追杀的事儿，在滦县九区这个游击区，是经常发生的。然而，自日本侵略军“鸡年入关、到鸡年投降”，这十三个年头的冀东抗战的斗争中，凡是在于广文家这个堡垒户，居住、生活或藏过的中共地下党人和八路军伤病员，以及文件和武器，从没发生过任何意外！

于广文参加“抗战”后，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化名“泽民”了。凡中共地下党各级领导干部、抗战仁人志士到他家落脚、吃饭、开会，或中转，于广文总是热情接待，并让长女于翠玲（后任村妇救会长、妇联会主任等职，2015年春因病去世）或其他家人等，到房上或院外“站岗放哨”。特别是大雪天，高吉星区长等人或北边（解放区）的车辆，从本院进出后，于广文总是迅速同家人们一起，麻利地清除扫净院内院外的雪，消除人员足迹和车马所留痕迹，防止敌人“按印寻踪”！

三、变卖家产、支持革命

自1938年于广文同周文彬、高吉星、李亚等同志相识，懂得全民族共同抗日的道理，走上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他遵循祖上仗义疏财的美德家风，主动慷慨解囊，变卖田地，为解决战友衣食住行需求，以及为战友购买枪支弹药等费用，保障供给。于广文每年都要卖地三五亩，把钱用在购买给养（如被服、布匹、纸张），或购买枪支、子弹等物。只要中共地下党干部急需什么，他就会尽心尽力把事情办妥，予以满足，从没失信过。

那时，本村有个小卖部，店主通过关系，经常弄来子弹等军需品。只要此店到货，于广文就以“打枪玩”（本人也曾多次当着店主面练枪法，或打击往天上扔的“拋投物”，如萝卜、白薯等）为借口，给高吉星、李亚、丁小川等人购买子弹。

另外，于广文还利用自己的手艺和机器设备，亲自动手为战友们缝制皮枪套，做牛皮裤带；于广文还购进布匹、棉线等，给战友缝制衣服、书包、线袜等。总之，只要革命需要，战友们又提出来，于广文就千方百计去采购原料，然后如期按数赶制出来。

到1947年后“土改”时，于广文家的土地几乎卖光了。成为了“货真价实”的贫农。按当时人口，他们家还分得了4.5亩青苗地哩！

在为部队和战友筹集、制造用品时，于广文遇到过几次危险，特别是1942年那次“生与死的考验”，使他终生难忘：

春耕播种季节。

一天，于广文眼戴墨镜，手腕戴着进口手表，骑着进口的“兰牌”脚闸、崭新的自行车，驮着从敌占区——赵各庄买来的几匹布。在返家的途中，经双桥村大口（地名）时，突然被武装的日伪军给截住了。同时被截住的，还有开平城内和开平东北鼓楼庄一带，居民五、六个人。

日伪军在审问中，连唬再骗带威胁，把几位百姓弄得心惊肉跳慌了神儿。没审问几句话，开平城里的那位买白薯秧子的人，当场被野蛮的日寇，用刺刀从背后捅死了！他死前的“啊——”的惨叫声，听后让人心惊肉跳，终生难忘……

因为，淳朴厚道的普通农民，从没见过如此野蛮——毫无人性似畜生的日寇！他们被日寇魔鬼般地言语行动，早被吓得口齿不请、慌张无比而语无伦次了。结果呢？小日本鬼子仍继续拿无辜农民寻欢作乐，以他是“八路军探子”为名，将其置于死地。用草菅人命的方式，“警示”善良的中国人民。

很快，日寇惨杀无辜的“警示”，又把“鼓楼庄”的那两位，赶集路过的农民，给“镇唬住了”。当日寇审问他俩时，他们还没从日寇刚刚用刺刀捅死，买白薯秧子人悲惨事件中缓过神来，就被日军疑似他俩是“土八路”，又惨死在日寇三八大盖枪的刺刀下……

当魔鬼日寇军官手持战刀审讯于广文时，他临危不惧，不慌不忙，对答如流：言称自己是做生意的，在家开裁缝铺，做衣服、扎鞋垫、织洋袜子什么的。并挺直腰板儿，摘下眼镜儿，大声回话，并冲日伪军和在场的本地人说：“各位父老乡亲，你们仔细看看我，谁在集市上看到过我做衣䏜、扎鞋垫儿？”

谁知，经于广文这么一提醒，此时同日军一起设卡截人的、双桥左右村的伪职人员中（这名伪职员只知姓刘，叫啥名字已记不清了），一位立即报告，冲日军官说：“太君，这个人我认识，他可是大大的良民，的确是位做生意的。我在栗园大集上，他还给我用机器扎过鞋垫呢。”接着，伪军中也有人随声附和作证，说：“对！他的确是做生意的良民！”

日军官听罢这番话，重新打量面前站着，手拿眼镜，留着背头，一米八左右大个，眉清目秀，手戴进口表，骑崭新进口自行车，车后架上还驮着几匹布料的“生意人”。他端详了一会儿，又用手摸了摸于广文衣兜和腰跨处后，便冷笑一声，把抽出来的战刀往刀鞘里一塞，说：“良民的，开路一嘛斯！开路、开路！”于广文不慌不忙，冲帮忙说情的伪军点了点头，然后轻松自如地骑上自行车，离开了现场……

据说，这次购买布匹，于广文在回程的路上，连续通过三道日伪军设的卡子，才安全顺利地回到原籍于家庄村，圆满地完成了中共地下党组织交给的任务。

四、战斗友谊、情长谊久

唐山解放前夕，于广文在原籍参加了“土改”工作。

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后，党组织调他到市里工作。他说：“唐山解放了，我们老百姓也当家做了主人。现在，父母已年老体弱多病，离不开人了，我就留在本村，在当地继续为革命做贡献吧。”党组织有关同志经商量后，终于满足了于广文的要求……

1949年发大水，受重伤返乡的老八路于志海（部队用化名于再海，1934年参加革命），刚承包不久的陡河岸边于家庄村公所的砖窑，因被特大洪水冲刷、浸泡、而坍塌。虽没伤着人，但装好的砖坯子、砖窑、场屋和拖好的砖坯子都损毁殆尽。甚至，家里人住的三间破旧土坯房，也被大水浸泡而倒塌，使其财产受损极其严重！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却趁人之危，口出恶言，向于志海逼还买砖的“定钱”。如若不还，就要用命抵债，将其活埋！于广文闻听此言，立即支持于志海，到省、市找“抗战”时的战友汇报此事，寻求帮助。后来，在有关领导的关注下，圆满地解决了此事。

为了解决好于志海全家住房问题，在中共于家庄村党支部发动主持下，不但买砖“交定金人”，人人表态，同意免除债务，而且在村民们“有钱出钱，有物捐物，有力出力”的无私支援下，给受灾严重的于志海家，重新盖了一栋三间住房哩！

1949年冬，由于于广文在“土改”中，主持分了一位富农的土地，从此与其“结了仇”。所以，该富农经常无理取闹，找茬寻衅闹事，并强迫于广文赔他“十八石”小米。对于这个反攻倒算的“联庄会”（蒋介石政府地方的“反攻倒算”武装。俗称“伙会”）分子的罪行，于广文依“土地法大纲”，据理反驳。然而，此人却无视法律，“理直气壮”地首先动了手。无奈，于广文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也为了自卫，对“敌人”进行了有力回击，狠狠揍了他一顿……

可是，这个“反攻倒算”的富农分子，却倒打一耙，反咬一口，恶人先告状，将于广文告到了人民政府的法厅。

传票到达后，于广文只好无奈地到滦县法院“过堂”。

说来也凑巧，正当于广文忧心忡忡，等待办案人员传讯的时候，正好让在该县政府工作的李瑞亭看到了。李瑞亭问清原由后，便火上来了。他当着法官的面，怒气冲冲地说：“咋了，八路军的堡垒户，打反攻倒算的伙会分子，还犯法吗？不是没打死吗？如果真的被打死喽，按政策，我看也是罪有应得！”他喘了口气，接着说“这件事我管定了！打小日本鬼子时，我经常在泽民家住着，管吃管喝，还管给我们买枪、买子弹打小日本儿！我们共产党人，岂能会忘记这些八路军的恩人呢？！依我看，这个案子不用审了，我可以用党籍担保！如果你们认为我用党籍做保还不中，那么就用我的脑袋做担保，也要还‘抗战岁月’，泽民和于家庄村父老乡亲管我们的吃住、保护我们安全的人情！”

从此，于广文“打人案”，也就了结了……

1967年，遵照毛主席“一定要根治海河”的指示精神，唐山地、市都设了“根治海河”指挥部。唐山地区指挥部，指挥长是李瑞亭同志；唐山市指挥部，指挥长是郊区区委书记安平同志；指挥部设在青县。此时，于广文的长子于廷连在市指挥部，负责检修排子车，维护车辆和修理机械的工作。在这里，李瑞亭见到了于廷连，并嘱他回家后，代问泽民（于广文）好。

1948年唐山解放后，李亚随大部队进了城，住进了唐山凤凰路北山别墅十七号11号（原住1号）。他比于广文大6岁。于广文管他叫二哥。抗战时期，战友们在于广文家，给他起了个雅号叫“散游神”。因为工作需要，李亚经常在冀东二十四县跑工作，所以才得了这么个绰号。李亚的文化不太高，解放后在唐山地委任干部时，同时兼任国各庄煤矿主任。他同张伯英、刘辉、王大川等人都特别熟悉。

1964年9月22日，李亚因病去世，葬在唐山北苑干部公墓。于广文闻讯后，携长子于廷连，从市东北郊的家中，专程赶到了唐山，参加了李亚的追悼会，吊唁“老战友”！

1956年春，时任乐亭县委组织部长的李瑞亭，借在唐山开会休息的机会，坐公交车到东窑，然后徒步近20华里，到市郊于家庄村，专门拜见泽民（于广文）同志。李瑞亭从村东胡同口，开始一路打听泽民，结果谁也不认识。当打听到了于广文大女婿董玉岐（原村妇救会主任于翠玲的丈夫）时，才得知泽民的本名叫于广文。走到大门前，李瑞亭马上说：“就是这个门口儿！”

李瑞亭也是位大高个儿，比于广文还高一点儿。俩人一见面，便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然后手拉手进屋，坐在了炕上，唠起了家常，谈起了革命友谊和难忘的“抗战岁月”……

中午，于广文还弄来了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于家庄是有名的湿洼地，村庄四面被水“包围”着，想吃鱼虾不用愁，几乎哪家都有人会打鱼摸虾、撒网扑鱼）……

饭毕，哥俩一直唠到下午三四点钟，李瑞亭才依依不舍往回返。归途，还是于广文用自行车，驮着李瑞亭到了三路公交终点缸窑站，哥俩才依依不舍挥手告别……

小日本儿投降前夕，高吉星骑着毛驴儿，装扮成赶集商人，到开平城开展工作。可是，当他骑着驴出城时，由于叛徒告密（听说这个叛徒是开平人，但始终没查清楚），高吉星被日军用枪，当众射杀在西关，壮烈牺牲。高吉星为“冀东抗战”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英魂留在了故乡……

唐山大地震后，高吉星的爱人曾给泽民（于广文）来过一封信。于广文收到信后，立即骑自行车前往开平，中午在她家吃了顿包饺子。

后来，于广文1984年10月19日因病谢世后，其家人也同高吉星的家人失去了联系。

据说，高吉星的夫人和女儿等，已搬迁到了北京居住……

注：一、此文根据于广文生前讲述和其长子于廷连的口述整理。二、附照片9张：（1）1938年，于广文，化名泽民，经高吉星、李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赵各庄拍摄的照片；（2）抗战时期，于广文为战友做皮枪套，至今仍保存下来的牛皮；（3）于广文家至今保存下来的——抗战为隐藏战友使用过的祖传清代尖底大肚瓷缸；（4）于广文在开滦赵各庄矿上班时，曾经使用过的里工工牌（残）；（5）高吉星在于广文（泽民）家写“日记”时，曾经用过的油灯和座钟；（6）1971年，于广文、于广聚胞兄弟俩家合照的“全家福”。前排右一坐者于广文，右二于广文妻陈丽荣，右四于广文胞弟于广聚（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初冬，被侵华日寇抓掳赴日当劳工。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于是年年底回国到家中）；后排右一是于广文长子于廷连，穿军装者系于广文次子于廷利，右三是于广文长女于翠玲。（7）彩照系讲述者于廷连（右）和采访者刘效来的合影照。

讲述者：于廷连，男，1943年生人，1961年由唐山六中毕业。先后在开滦马家沟矿、开滦荆各庄矿上班，任井下机电维护，矿检修大组长等职。自1986年起，于廷连连续多年被树为全矿先进典型和生产标兵，并当选市级先进生产者。他的事迹被新闻媒体录像和釆访后，不仅在唐山电视台、河北电视台播放；而且，先后刊登在《开滦矿工报》《唐山劳动日报》和《河北日报》。于廷连现已退休，仍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