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蒋明仪，1936年生人，原籍滦县（今滦州市）九区逩各庄村（现属唐山市开平区栗园镇）。我196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原任开平区水库小学校长，现已退休。

逩各庄村坐落在燕山南麓、东西走向的陡河南岸大土坎子上，即如今双庙村的东北处（1956年修筑陡河水库时，该村已搬迁到栗园镇的新村）。

我们逩各庄村是革命老区。1933年夏，日本侵略军入关侵占我们的家乡开平后，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为抗击倭寇，我们村先后涌现出以蒋仕岐、蒋志岐（化名余则成）为首的一大批有志之士，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谱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战歌。

据逩各庄《滦阳蒋氏家谱》记载，我们村在民主革命、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队伍的英烈有:蒋述申、蒋仕岐、蒋瑞、蒋宏志（化名来子）、蒋仕超，以及抗日飞行大队队长蒋志岐等十数人。

我父亲蒋贵（1907年生人，1975年逝世）和母亲郭素珍（1903年7月生，2005年5月逝世）及全家人，在本族英雄人物事迹鼓舞下，经村中共地下党负责人推荐下，在祖父蒋如翰的支持下，全家人积极投入到“抗战”队伍的行列。从此，我们家成了“堡垒户”，担负起为中共地下党干部“饮食起居”，“人物安全”，秘密开展革命活动的“堡垒户”。

听父母说，当时我们家的日子，过得还比较殷实，全家6口人，有河套地30多亩，家里还拴有一套马车。为了祖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早日打败小日本儿，解放全中国，我们不仅主动承担党的工作同志的“吃好、住好”，还要保障革命同志的“人身安全”。另外，父亲还利用家中的马车，为陡河北侧解放区八路军运输紧缺物资、给养和军需品。

为了保障党的下乡工作干部和冀东军区、解放区物资的安全，我们全家人在父亲悉心筹划下，利用夜晚的时间，神不知人不觉地在屋内室外及院中，挖了几个大小不一的藏人洞和蔽物窖（或称地窨子），以及出入庭院的秘密地道。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屋内的炕洞里可以藏人5、6位；外屋锅台旁的风箱底下有地洞及出入屋内外的地道口；院内草棚子里，还有藏人储物的地窖；另外，我们家还有从院内出院外的隐蔽地道……

“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经常在我家吃住留宿，开展工作的党的干部，是冀东财政厅的同志。他们是:冀东税务所所长姚殿荣（丰南姚庄人）、会计郭建忠（开平区寨子村人）、王良（乐亭县人，后听说牺牲在别处）、耿继良（青龙县人）、陈廷绪（昌黎县人）等5、6人。

为了“抗战”干部和物资的绝对安全，我们家除挖有秘密藏人（物）地窖、出入地道外，在父亲精心设计下，还让我这位6、7岁的孩童，经常以玩做掩护，到家门外站岗放哨，看小山子上的“消息树”倒没倒，听村武装民兵报警的“枪声”，或监察“可疑之人”，当上了不在册的儿童团员，使情报得到及时传递。同时，父亲还利用牲口脖子上挂的铜铃铛，拴上细线绳，固定在屋内，另一线头拴在大门口的隐蔽处。只要发现敌情或可疑者进村，我就拽铃铛线绳报警。

由于我们家安保防范做得好，无论是“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凡是在我家落脚，开展工作的革命同志，或隐藏在我家枪支弹药或解放区使用的“钱币”和急需的紧缺物资，均没有发生过任何闪失。

然而，在解放战争中的1946年初冬，我们家却发生过一起特别惊心动魄，极其危险的事件：

我们村有个叫“楞头青”的村公所武装民兵，被驻扎在榛子镇据点的伪军抓捕后，禁不住伪军的严刑拷打，最后变节。在“招供”时，一口咬定，说我们家藏着八路军的二十几支手枪。

伪军为了取证“楞头青”的口供，也为消灭我们这个“堡垒户”。驻榛子镇据点的伪军，立刻纠集几百名伪军，直奔逩各庄村，将我们家团团围住，随后进院。我母亲不慌不忙走到屋外，问被绑着手臂的“楞头青”，你带伪军来有啥事儿？但是，“楞头青”没有说话。于是，伪军头目根据“楞头青”所招“口供”，却一口咬定，说我家藏有“八路军”的枪支。母亲一听，非常冷静地反问“楞头青”:我们一无仇二无恨，你咋能昧着良心，红口白牙说胡话，栽赃我们？！你说我们家有枪，你是看见了，还是你偷着把枪藏在了我们家，想栽赃陷害我们？！“楞头青”，你说我们有枪，枪在哪儿？你快找哇！我告诉你，你敢不敢打赌？若翻出枪来，我愿打愿罚，任凭处置，死都不眨巴眼！若翻不出来，你就得以死谢罪，还我们的好名声！母亲盛气凌人地反驳，很快让敌人哑口无言。然而，时候不大，经伪军几个头目商定，他们同我母亲打赌：若在我家翻出枪支或军用物资，不仅将我们家人全部抓捕，而且还把玉米秸泼上油，将房屋全部烧毁。母亲郭素珍听后，大义凛然，脸不变色地微笑答道：“若翻不出来呢？”伪军迅速回话：“我们立刻撤退！”

……

后来，敌军头目下令，让随行的伪军，在我家屋里院内细心翻找，折腾了好半天，几角旮旯都翻遍了，不仅没找到藏到石头墙缝里的20多把手枪，而且在我家塌了的白薯窖坑中，藏着的6大铁皮箱子里的解放区使用的“边区票”也没被敌人发现……

敌人灰溜溜地撤走了。

后来听说，“楞头青”被伪军带到陡河边儿，以“谎报军情罪”给枪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