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老一辈会员、我的姥爷梁佩石离开我们已经多年了，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他对我的教诲，他是我光荣加入民建的领路人。今年是河北省民建成立65周年、秦皇岛市民建成立65周年，我想通过追忆姥爷梁佩石的故事，抒发爱党、爱会的情怀，激励新一代民建会员不忘初心、砥砺奋进。

姥爷名宝瑾，号佩石，1922年9月出生在山东荣城，16岁时（1937年春）经叔父梁子孚介绍，从家乡来到秦皇岛市，在当时秦皇岛最大的主营面粉、大米批发生意的敦孚号学商，由店员任会计再任书启，前后共计八年。到了抗战后期的1944年，日寇败局显现，物资匮乏，敌特一度横行，社会各行业已难以为续。当年秋后市面稍稳时，姥爷的叔父与哥哥原来经营的粮米加工厂——宝生号准备恢复营业，三人商议由姥爷从敦孚号辞职回来，共同经营宝生号。这之后，历经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秦皇岛市当时仍属沦陷区，时局动荡，物价大跌又大涨，宝生号一直在风雨中前行。

1948年11月末，秦皇岛市和平解放，解放军进城干部平易近人的作风和艰苦奋斗的精神让姥爷有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他认为对于一个长期从事工商业的家族来说，发展有利国计民生的事业是义不容辞的责任，而且梗片生产属于新兴行业，大有发展希望。姥爷经过与叔父商议，毅然将梗片厂其他股东的股份全部收购了过来。接下来，姥爷和叔父开始着手筹措梗片厂的复产资金，在市里其他几家梗片厂仍然歇业停产的情况下，姥爷和叔父共同经营的天信梗片厂在1949年4月1日正式复产，当时共招用职工60余人，其中包括部分女职工，解决了部分家庭的生计问题，也为当时妇女走出家庭、融入社会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姥爷一直秉承守法经营的理念，到了1951年底，在当年我市三家梗片厂先后歇业的情况下，天信梗片厂成为当年我市第一个纳税大户。1951年底和1952年初，全国范围的“三反”、“五反”运动轰轰烈烈展开，经过自查、群众举报、市里工作组下厂调查和厂内工会参与，天信梗片厂被确定为“守法户”。

1952年，秦皇岛市海港区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姥爷被选为副主任。1953年，秦皇岛市工商联成立，他被选为常务委员。同年我市实行普选，他被选为海港区人大代表，继而海港区人民委员会成立，他被选为委员。在同年进行的秦皇岛市人大代表选举中，姥爷当选为市人大代表，这之后，姥爷共担任了第一至第七届市人大代表。1953年，河北省工商联成立，姥爷被选为省联筹备委员，之后姥爷共担任了一至六届省联委员，1983年11月8日至19日，还作为我省代表出席了全国工商联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与民建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举行）。

1956年，我市开始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1月28日，全城轰动，彩旗飘扬，万余名市民敲锣打鼓在市体育场搭台集合召开全市“公私合营”动员大会，由姥爷代表全市工业代表、霍瑞五作为全市商业代表向中共市委书记苏锋同志递交了《公私合营申请书》，表达了全市工商业者拥护社会主义改造，无条件接受“公私合营”的决心，这时鞭炮齐鸣、锣鼓喧天，庆祝队伍由体育场出发，经原市中心朝阳街过“高道（原市中心铁路高架桥）”向道南庆祝游行。姥爷经营的天信梗片厂和东华梗片厂并入国营梗片厂，定名为秦皇岛市梗片厂（该厂1960年名称变更为秦皇岛市火柴厂），姥爷作为资方代表被任命为该厂副厂长。

过去唐、秦是一个地区，唐山民建成立较早。1956年初，民建唐山市委李化君、曹学忠、张燕亭三位同志把民建组织的火种撒播到秦皇岛。1956年5月26日，姥爷和其他六名同志正式加入民建组织，成立了秦皇岛民建初期著名的“七人小组”。1956年7月25日，成立两个月的“七人小组”正式改为“民建秦皇岛市支部委员会”。七人小组成员利用自己的影响，结合自身的认识和体会，在全市工商业者中积极宣传、介绍民建组织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当时全市工商界正处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高潮阶段，广大工业者认为民建组织可以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因此入会要求十分迫切，不到三个月时间就有70多名较有代表性的工商界人士申请入会。1956年，在我市开滦路海员俱乐部举行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秦皇岛市委员会”成立大会，会上选举产生由13名委员组成的民建秦皇岛市第一届委员会，姥爷当选为委员。这之后，姥爷一直担任第一、二、三、四届委员。1956年第四季度，在民建市委的安排下，姥爷作为第一批学员，到省政治学校学习了三个月；1960年，作为第二批学员，到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了六个月，另外还参加了省工业干校的学习。

1956年，为贯彻落实“民建”、“工商联”关于号召成员购买国家建设公债的文件，姥爷卖掉了自己的金戒指，购买了国家建设公债，为政府克服临时财政困难尽了一个工商业者的绵薄之力，一时传为佳话。

公私合营后，随着形势需要，国家规定对公私合营企业的私股全面推行定息办法。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下、在民建市委会、工商联领导的关怀下，姥爷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他要把自己彻底从一个资本主义工商业者改造为一名新中国的建设者，因而他毅然决定放弃了股息。

1983年11月8日至19日，姥爷作为我省代表出席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与工商联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同时举行），受到了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姥爷的《积极接受改造，努力干好工作》一文得到发表。“听、跟、走”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

姥爷对民建组织的热爱还积极影响到身边人——姥姥李永琴在姥爷的带动下，也于1956年成为一名光荣的民建会员，参加了“中国民主建国会秦皇岛市委员会”成立大会。1956年3月29日—4月6日，姥姥和会员刘淑贞、王淑静一起赴京参加了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会议期间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由她口述，他人执笔的《难忘的启示——回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我的教育》的文章得到发表，她还成为了“民建”、“工商联”妇女委员会的成员。

从1956年至1966年期间，秦皇岛市火柴厂领导更换了七八次之多，有两次曾向市里提出调换姥爷在厂内的工作，但是都未得到市里批准，这说明党的领导干部对统战政策的坚持和对姥爷的信任，这进一步增强了姥爷克服困难、竭诚做好工作的决心。

1966年文革开始，姥爷被下放车间劳动。一晃12年，期间姥爷对党的统战政策的信心没有动摇，始终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他生性乐观，晚年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还常对我说，自己之所以身体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一期间的下放劳动。只不过由于车间内噪声较大，在姥爷的后半生里，平时说话的嗓门提高了很多。

1978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党对原工商业者落实了政策，姥爷由车间调回厂供销科负责化工库、火柴成品及纸箱库的收发工作，他在工作中做到收发制度健全有序，扭转了文革期间的混乱状态。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宴请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对各民主党派和工商联成员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评价，消息传出，令人倍感振奋。就在这一年，通过内查外调的审核，姥爷被厂工会批准为工会新会员，领到了梦寐以求的工会会员证，这更加坚定了姥爷“听、跟、走”的决心和信心。同年，姥爷恢复了副厂长职务，1983年底姥爷办理了退休手续。

1984年正值改革开放大潮，市工商联刘海中、王执中主任聘请姥爷到市工商联筹建商店。1985年初，由姥爷带领二三人在道南市工商联门前临街的三间门市房开办了“联兴商店”。商店开业后，业务兴旺，经营规模不断扩大。1987年市里将与“联兴商店”相隔一条街的5大间门市拨给了市工商联。经重新装修后，“联兴商店”迁至新址扩大营业，这期间已经发展成为具有规模的经营土产、日杂、五金、电料、油漆的综合商店，原来在市工商联做经济咨询业务的3名同志也先后加入到商店工作。1992年，由于姥姥因病需人照顾，姥爷辞职回家。

姥姥患病后生活不能自理，姥爷一直不离不弃，悉心照料，由不会做任何家务变为包饺子、包粽子无所不能。在姥爷的照顾下，姥姥变得很胖，姥爷却累得很瘦，但姥爷从无怨言。在我们想要为他们找个保姆时，姥爷总是说“等我伺候不动了再说吧”，就这样守望相助16年，直到2008年9月姥爷病逝。

在姥爷退休后，民建市委领导对姥爷和姥姥的生活非常关心，经常去家中慰问，嘘寒问暖。姥爷也一直坚持参加民建和工商联的活动，每天读书看报，关心国家大事。在2008年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后，姥爷心系灾区，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姥姥没有养老金），第一时间委托我向民建市委会送去了500元捐款，体现了一名民建老会员、老工商业者对社会的关爱之心。姥爷晚年兴趣广泛，在我去看他和姥姥时滔滔不绝地和我侃足球、侃篮球。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召开让姥爷欢欣鼓舞，他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让他们过上了幸福的生活，让他们在耄耋之年见证了奥运盛事。

由于我从小在姥爷、姥姥家长大，对党的统战政策耳濡目染，目睹老一辈民建人到家中商议民建工作，自小就听他们说“听、跟、走”，因而我对民建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在2006年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民建人，也曾担任民建市委委员、市直支部负责人。

如今，姥爷已经去世多年，在这里，通过对秦皇岛民建部分发展历史的回顾和对姥爷的缅怀，更加加深了我对“同心思想”的认识。循着姥爷的足迹，我将认真履行职责、建言献策，不辱使命，为我会优良传统的薪火相传做出自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