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羹梅

“铅笔大王”吴羹梅

吴羹梅（1906～1990），中国民主建国会发起人之一，民建成立时的理事、常务理事，用铅笔抗日的中国铅笔工业奠基人。

自从1935年中国第一家铅笔厂——中国标准铅笔厂在上海诞生，中华铅笔便开始了它的艰难起步，而它的创始人，就是被后世称为“铅笔大王”的吴羹梅。

“从速创办此种工业”

1906年，吴羹梅出身在江苏武进的一个书香门第。中国传统文化中向以“鼎”作为尊贵或权力的象征，他又名吴鼎。其父是清末选拔的贡生，家境富裕。吴文化浸润着吴羹梅自幼养成了质朴、悍勇和开拓进取的心理特征和精神气质。他5岁入私塾发蒙，12岁随父举家迁至北京读中学，16岁考入上海同济大学。在校期间，他是学生会的负责人之一。1928年，22岁的吴羹梅东渡日本，考入横滨高等工业学校攻读应用化学。1932年3月毕业，他进入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后为三菱铅笔株式会社）神奈川颜色铅笔工场实习，学习制造铅笔工艺技术。

从那时起，吴羹梅开始关注铅笔生产和经营状况，开始收集国内外有关铅笔贸易的资料，对铅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铅笔这个几个铜板就能买到的小玩艺儿，竟然如此微妙，学生习字画画离不开它，建筑绘图离不开它，裁缝师傅裁剪也离不开它，神了，我发誓要制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铅笔。由此，吴羹梅把小小铅笔与实业救国的宏大愿望情系在了一起。

吴羹梅在日本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实习的时候，有一个叫数原三郎的日本人看到他处处留意铅笔的制造技术，对他严厉训斥道：“即使到你吴鼎二世，中国也不会制造铅笔芯，办不成铅笔工业。”数原三郎原本希望他学成后能负责真崎大和铅笔株式会社在中国的销售业务。不过，吴羹梅已经决定要自己创业，所以，他没有放弃、没有停止对技术的研究。一有机会，吴羹梅就会和工友们套近乎，多方面了解，留意企业的管理方法和经验，经常细心揣摩，破解了日本人在彩色铅芯及制杆、油漆等方面的加工工艺和技术。

1933年11月，吴羹梅抵达上海。在一次演讲中，他说：“铅笔在各种文具品中占重要之位置，而与小学生关系又切。查海关贸易报告，去年（1932）年铅笔输入我国者，达150万金单位之巨，区区铅笔一物，每年亦竟耗我国人之财富达数百万元之巨。吾人所惕者在此，觉有从速创办此种工业之必要者亦在此”。

在日本横滨高等工业学校读书时的吴羹梅

“中国人用中国铅笔”

1934年7月，吴羹梅变卖家乡房屋所得4500元作为资金，并发动亲友、同学认股投资，艰难地筹得资金5万元，和朋友郭子春、老乡章伟士，在上海斜徐路（今晖东路）1176号买下一个旧厂房，作为厂址。然后从日本购置了制造铅笔的全套机件及工具。

为了寻找国产原料，吴羹梅在对矿物资源比较熟悉的中央工业实验所的协助下，吴羹梅在苏州找到了黏土，从湖南寻到了石墨矿，在云南采购了紫胶、胡桃木、柏木、银杏和椴木，经过多次试验，终于制成了从笔芯到笔杆到油漆的“完全国货”的铅笔，用“鼎”牌作为高级绘图铅笔的商标。

1935年10月8日，中国铅笔厂（后更名为“中国标准国货铅笔厂”）正式营业，这是中国大陆上第一家成功的铅笔厂。10月正式投产，月产量二万罗（每罗144支）。10月10日，《中央日报》报道中称吴羹梅的铅笔“出品精良，超过舶来品，故上海政学各界，均先后向该厂订购铅笔。”

吴羹梅为与外国铅笔竞争，打出口号“中国人用中国铅笔！”

抗战内迁拓展产业链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为了保存民族工业，吴羹梅决定内迁。内迁的过程一波三折，溯长江而上，随局势变化几行几停，先迁汉口生产4个月，再迁宜昌借地开工半年多，日冦侵略步步紧逼。1938年11月，吴羹梅再将企业由宜昌搬到重庆，在长江北岸菜园坝正街15号建厂，在战时首都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日子。

吴羹梅在自述中说：“抗战时期，大批的工厂纷纷迁川。顿刻重庆成为战时工业重要基地。”吴羹梅的企业是大后方唯一的铅笔厂。这个时候，铅笔厂的作用也显得格外重要，为了维持后方的文教事业，尽管工厂两次被日机轰炸，车间和仓库被损毁，吴羹梅又受伤住院，他仍嘱托职工奋力抢修，坚持生产。电力供应严重不足，生产时停时辍，他设法在渝郊30公里南温泉增设分厂自行发电生产。

中铅广告

1940年为制造成套铅笔机械和日常维修，吴羹梅建立了机修车间。同时，他陆续在重庆、贵阳、昆明、西安、衡阳、兰州等地设立发行所。这些发行所即使遭劫遇毁，吴羹梅也毫不气馁，易址重建。

为扩展产业链，吴羹梅投资兴建重庆光华油漆厂，后集资创办中和化工公司，生产铅笔用的喷漆。

1944年2月，日军侵占贵州，震惊重庆，吴羹梅为防不测，创办兰州铅笔分厂。

抗战八年中，吴羹梅的企业制造了5141.4万支铅笔，下属的中国标准锯木厂制造了大量抗敌前线急需的军用木箱，附属的中和化工厂生产了大量军工所需的化工产品，支援前方抗战。

吴羹梅是迁川工厂联合会的骨干，他在自述中说：“在迁川联合会里，我们有一个以章乃器为首的朋友小集团。章乃器在当时的工商界里威信很高。他思维敏捷，社交能力强，而且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情况比较了解，主意也多，吸引了一批人。”

吴羹梅曾回忆在重庆的日子里“几乎每个星期都在冠生园或章乃器的家中聚餐。席间，大家交流一下各厂的情况和有关信息，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迁川工厂联合会的工作，以及为碰到困难的厂家出主意想办法。”

毛主席会见产业界人士

红岩春秋《吴羹梅：毛主席会见产业界人士》说：“抗战胜利后，毛主席到重庆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为了向国民党统治区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说明共产党对谈判的诚意，介绍谈判的情况，虚心听取大家对国是的意见，曾经多次召开了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其中先后三次接见了产业界人士。在毛主席这三次接见中，对我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

吴羹梅自述

吴羹梅指的第一次是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在桂园会见工商界人士。

当时，产业界人士对共产党有两种疑虑： 一种是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以及解放区的人民政权如何处理有些不同的看法。

吴羹梅说，我记得毛主席还用坚定的语气说道：没有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要想在抗战后做到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是不可能的，各民主党派和产业人士要想有争取和平民主的发言权也是很困难的。这句斩钉截铁的话，打动了参加茶话会的产业人士的心，使我们深受启发，同时根据自己在八年抗战期间亲身经历的种种痛苦事实，从而联想到不取消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要求得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的确是没有希望的。共产党在重庆谈判期间提出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

还有一种疑虑是对共产党对于战后的经济建设和对私营工商业政策有些误解。产业界中许多人深恐共产党参政后自己经营的企业不能顺利发展。

毛主席针对我们的思想顾虑，谈到战后的经济建设，应该根据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经济建设。他认为战后中国的经济成份可能出现三种不同形式。首先是国营经济，其次是民营经济，也就是私人经济，第三是合作经济。这三种经济应该是互相配合，共同发展，由于中国经济落后，私人经营的工商业，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还需要发展，不是短期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

毛主席深入浅出的一席话，使产业界人士理解了抗战胜利后建设新中国的途径，改变了企业难办的想法。上述这两种疑虑解除之后，产业界人士自然就在不同程度上下了三个决心，一是争取和平，反对内战；二是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三是争取建设新中国，反对走向殖民化。这三个决心，都在以后中国的革命实践中得到了证明。

参与发起民主建国会

民主建国会从1945年日至12月16日，118天，开会24次，宣告成立。吴羹梅作为工商界人士积极参与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组建民建的活动。

在《黄炎培日记》中，1945年8月21日下午，黄炎培、胡厥文、杨卫玉三人在土湾笫一次商讨发起组织一个新的政团时，就提到了吴羹梅等人。往后，从讨论将要成立的组织性质、研究政治纲要、商定组织名称、会商民主建国会政治主张、讨论通过《民主建国会政治主张》二十条、商定《民主建国会章程(草案)》、草拟民建有关“生产、团结、纪律”方面的口号、聆听周恩来在星五聚餐会《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到民主建国会的筹备会议、通过《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民主建国会的成立，吴羹梅都每每参加，积极组建。

吴羹梅在12月16日的成立大会上当选为理事，12月19日笫一次理监事联席会议上选为常务理事。

1946年4月12日，民建总会由重庆迁往后，吴羹梅又积极投身于进步活动。1947年底民建被迫转入地下，受章乃器之托，积极同孙晓村、黄玠然、何萼梅等以董事身份代管中国工业研究所，利用经营范围的合法性，编制《上海工厂名录》、《上海工业概况》、《上海燃料动力供应情况》，为上海解放后的接管工作准备资料。和胡子婴、孙晓村等起草了关于解放后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问题致中共中央的建议书，以表达对新中国建设事业的关切。

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克南京，宣告了国民党政权的垮台。为解放和接管我国的最大都市上海，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嘱勉民建理、监事为解放上海效力。吴羹梅随黄炎培、章乃器、施复亮、胡子婴等，就接管上海的问题先后7次在北京六国饭店开会，进行专题研究，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1949年4月初，民建恢复了总会常务理事会。9月20日，为发展会务，配合经济建设，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决议成立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会议推选黄炎培、盛丕华、章乃器、孙起孟、胡厥文、吴羹梅、施复亮、陈巳生、章元善组成会务推进综合领导小组，由胡厥文为召集人，吴羹梅、施复亮为干事。1949年9月27日，总会理、监事会议决定，民建总会由上海迁往北平。

1949年9月21日，吴羹梅作为工商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0月1日，他登上天安门城楼光荣出席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吴羹梅被任命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私营企业局副局长。

1958年2月，吴羹梅调民建中央工作。

吴羹梅出席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的代表证

小铅笔承载爱国大热情

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吴羹梅抵沪，主持复厂事宜。

吴羹梅是最早提出公私合营的企业界人士之一，1950年7月，中国标准铅笔厂股份有限公司公私合营，他任总经理。

1954年3月，中铅公司成功研制了中华牌101绘图铅笔。上市后的铅笔深受消费者欢迎，之前流行的美、德、日等国的绘图铅笔，从此在中国销声匿迹。直至现在，中华牌铅笔仍是中国人首选的绘图、考试填涂工具。中华牌101绘图铅笔的发明，甚至被称之为中国铅笔制造业的里程碑。同年10月，吴羹梅任公私合营中国铅笔公司经理。

1955年6月，吴羹梅被任命为上海制笔工业公司经理。

80年过去，小小铅笔一路创造辉煌。一支中华牌2B铅笔，是几代人的集体记忆。多年来，每逢高考或是其他大型考试，几乎每个学生都是拿着它进入考场，在答题卡上慎重涂上自己的答案，然后忐忑不安地等待着人生的某个重大转折。但这小小铅笔，却承载着吴羹梅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史上深深的爱国情怀。

民国时期中国标准铅笔厂制鼎牌标准国货铅笔包装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