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白象街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旧址陈列馆中，当解说员对民建先贤、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娓娓道来时，令参观者无比的亲切和激动。

他是早期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时加入民主建国会，曾任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是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和“人民币”的命名者；他是毛泽东曾多次当众说“革命胜利后，要为立碑”的南汉宸。

南汉宸（1895年12月14日～1967年1月27日），山西省赵县（现洪洞县）人。1911年参加过辛亥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在皖北成立特委组织暴动。西安事变时，做张学良、杨虎城的统一战线工作。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负责日常工作。1941年至1949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员、边区政府委员、财政厅厅长、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49年加入民主建国会，历任民建北京市分会理事长，民建全国会务推进委员会委员、常委，民建总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建第一、二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主席、党组书记；全国工商联第一届副主任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财政厅长的“三板斧”

1939年2月，毛泽东在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口号，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动手开荒、种菜、纺羊毛，开展了大生产运动。

一天，南汉宸忽然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立刻赶到杨家岭，说毛泽东主席有要事与他商谈。

“国民党的两次反共摩擦，弄得我们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子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今天找你来，就是为了这件事。这是一件大事！你想想看，世界上有什么比吃饭的事还大呢？可偏偏我们现在就要开不了饭了。”见面后，毛泽东严肃地对南汉宸说道。

按着，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我们不能跳崖，不能解散，我们要自己动手。中央研究决定，让你来管这个家务，由你来当陕甘宁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想办法解决大家的穿衣吃饭问题。”

听罢主席的话，南汉宸说：“主席，我怕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没有米怎么能够做出饭来！”

毛泽东对南汉宸充满信任地说：“是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就是要你当一个会做无米之炊的巧媳妇。你的阅历丰富，办事能力强，同各方面都有深厚的关系，所以中央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你嘛！”

毛泽东鼓励说：“汉宸呀，你这是受命于危难之际，革命碰到了艰难危厄，我们相信你能担起这个重任，能使革命把这道难关闯过去！”毛泽东还说：“解决目前困难，不能只看重财政，单纯在财政上打圈子，那样打来打去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因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没有经济基础不能解决财政问题，也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

谈话进行了四个小时。毛泽东把他送到窑洞门外，临别时又叮嘱道：“以后，每个星期到我这里来汇报一次情况！”

这样，南汉宸担任了边区政府的财政厅长兼边区参议会秘书长。

南汉宸一上任，就砍起了“三板斧”：

第一板斧：面对迫在眉睫的“钱”的问题，南汉宸果断地提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南汉宸说：“我们发行边币的任务是帮助边区的经济建设，不是为了财政的支出，在数量上也是按着地域的需要而发行的，决不会让它引起恐慌和膨胀，这是我们边区今天的金融政策。”南汉宸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支持，边币得以顺利发行。

第二板斧：建立和健全边区的税收政策。南汉宸经过调查研究，主持起草了各项税收政策和粮食征收章程，把原来商人采取的以厘股摊派负担的办法加以改进，吸收大、中、小商人参加的商会领导。这一办法实施以后，方法简便，税收增加，并使粮食征收的具体措施也逐渐完善了。

第三板斧：向农民征收公粮，解决边区粮食问题。“要有军队，才有边区；要有军粮，才有军队。”南汉宸与财政厅的同志一同走访了延安、安塞等几个县，与县里同志一起座谈，对农民手中有多少余粮，还可以拿出多少来支援政府，做到心中有数，从而提出了向群众征收20万石公粮的建议，很快得到了中央和毛泽东的批准。

南汉宸在财政厅长任上一干就是五年，直到抗战胜利。期间，在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带动下，边区的农业、工业、商业都得到较大发展，边区财政经济发生了根本转变，不仅渡过了难关，使革命根据地得以生存和巩固，而且为抗战胜利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积蓄了充足的物资。

毛泽东对南汉宸的工作高度赞赏，曾多次当众说过：“革命胜利后，要为南汉宸立碑！”

命名“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

1947年，解放军在全国节节胜利，使解放区逐渐连成一片，解放区之间贸易往来多了起来，各方对成立一个能够统一华北、华东及各解放区财经工作金融机构的要求十分迫切。为适应这一形势，中央批准成立以董必武为主任，南汉宸等为副主任的华北财经办事处，并责成南汉宸负责着手筹建全国统一的国家银行。

12月2日，董必武将南汉宸拟定“中国人民银行”名称的报告送给尚在陕北的毛泽东。董必武电文中央请示说：“已派南汉宸赴渤海找张、邓商议建立银行具体办法。银行的名称，拟定为中国人民银行。是否可以，请考虑示遵。名称希望早定，印钞时要用。”

毛泽东阅后，递给坐在桌子对面的周恩来。

周恩来看后说道：“南汉宸意见，建立全国统一的银行和货币势在必行。我们不能像八国联军那样，各带各的钞票进北平。”

毛泽东听了笑道：“情形还真有点像八国联军进北京。我们晋察冀用的是边币，晋冀鲁豫用的是冀南币，山东用的是北海币，东北用的是东北币，西北用的是农民币，一旦打进天津、北平去，可不就是七八种货币一起上市嘛！不过，现在就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不是为时还过早了一些，同意先行准备，名称就定为‘中国人民银行’。”

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见回了电报。

董必武收到中央回电，立即将南汉宸找来说：“现在成立全国统一的银行是早了一点，但我们准备工作松懈不得。工委已经研究，从明天起，挂出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的牌子，你就牵头做筹备处主任。”

南汉宸说：“现在要做的准备工作有，搜集所有的统一货币发行政策，搜集各解放区的发行指数，筹备起足够的发行准备金。还要确定出几种票面，各种票面的金额与价值含量，还要设计出票版图案，选定好纸张等等……既然中央和毛主席都同意我们的意见，统一的银行叫中国人民银行，那我们的货币就叫‘人民币’了。”

董必武听了点点头说：“这个名字很好，说明了我们银行、我们货币的性质。既是人民的，那就不是某个地区的、部门的，而必定是全国性的，全国人民的嘛！”

由此，“人民币”成为我国法定货币名称。

经过一年准备，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宣告成立，总行设在石家庄。南汉宸成为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

从1948年至1954年，南汉宸在人民银行行长的岗位上工作了六年。他把各解放区的银行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外，还建立各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他组织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接管国民党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则加以接管改造，对原来银行则保留其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在南汉宸主持、引导下，早在1952年12月，全国金融系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胜利完成，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改造任务的行业。

南汉宸成为了中国人民金融事业的创建人之一。

重贤题写“中国人民银行”

1947年12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筹备处主任的南汉宸到西柏坡请时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书写“中国人民银行”行名、“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字样及人民币的票额数字。起初董必武推辞说：“我的字不太好，最好还是请林老他们（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来写。”在南汉宸的再三请求下，董必武才答应下来。

董必武的字写满一整张纸，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圆、角、分”、“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及纪年等文字。字为柳体楷书，端庄秀丽，美观大方。

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其中的贰字有两种写法，一是"贰"、一个是"貮"，南汉宸说，此两种写法通用。因此，人民币上的贰字，有的用‘贰’，有的用‘貮’。”

于是，第一套人民币62种不同版别中，除东北银行印制的1000元券外，其余61种“中国人民银行”均为董必武所书。

当时，华北财经办事处按照国际惯例，拟在票面上印毛泽东的像，毛泽东不同意，说：“票子是政府发行的，不是党发行的；现在我是党的主席，而不是政府的主席，因此票子上不能印我的像，将来再说吧！”

1952年，南汉宸着手筹划第二套人民币的发行，法定单位为“元”，辅币单位为“角”“分”。

一次，南汉宸在中南海开会时当面请示毛泽东：“您现在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了，在第二版人民币的票子上可以印上您的像了吧？”毛主席说：“政府主席嘛是当上了，但当上主席还是不能印。因为进城前，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作的决议，禁止用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城市名、街道名和建筑物的名字，所以当上政府主席也不能印了。”

对于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几个字是继续沿用董必武写的楷书，还是另请他人来写，南汉宸难以定夺。他和印刷局局长王文焕一起来到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想听一听周总理的意见，周总理对他俩说，钞票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马虎不得。于是，一手好字的南汉宸想到了人民银行总行职员马文蔚。

1950年的一天，南汉宸把马文蔚请到自己的办公室，拿出一支毛笔让马文蔚鉴赏。马文蔚说：“这是一支宫廷御笔！”南汉宸说：“好眼力，写几个字看看。”马文蔚迟疑了一下说：“这笔不如我那支笔好写。”南汉宸就说：“那就回去拿，今天我要跟你比一比，咱俩的字谁进步得快。”

马文蔚到自己的办公室拿出了自己平时练字的毛笔回到南汉宸办公室，只见南汉宸正在把天蓝色的虎皮宣纸剪成四方小块，对马文蔚说：“我说写甚你就写甚。”马文蔚笑笑，没说什么，他感到南汉宸行长今天有点特别，不过马文蔚也没多想。两个人就拉开架势写了起来。

南汉宸说道，先写一个“中”。马文蔚就在宣纸上写一个“中”。再写一个“国”，就写一个“国”。之后，“人”“民”“银”“行”“元”“角”“分”等十九个字逐一写出。写完了，南汉宸说：“你的字越来越具个性了，不过还没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然后说：“不行不行，还得写一遍。”两个人又很轻松地把那几个汉字逐一写一遍，并再一次选择，又把不满意的字重写了一遍。

南汉宸说：“文蔚，选几个自己认为写得好的字吧！”马文蔚谦虚地说：“瞎写着玩，选什么呀！？”见马文蔚一副释然的样子，南汉宸也没再说什么。

之后，这六个字便出现在了第二套人民币的票面上。这就成了南汉宸重用贤人题写“中国人民银行”票面六个字的佳话。

1956年，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汉字简化表，但是人们熟知的人民币上的票面汉字“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字的“国”和“银”从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却是在1980年，第4套人民币准备发行的时候。

当时总行决定把“中国人民银行”的繁体“国”改为简化的“国”、“银”简化为“银”，曾给居住在阳曲县（今属太原市）的马文蔚去过一函，并再次约请马文蔚先生重写简体的“国”和“银”。可是，马文蔚老先生已是80高龄，又有哮喘病，握笔已不稳，所以，马文蔚老先生未能再写这两个简体汉字。这项任务就落在了北京印钞厂的专家身上。印钞厂的专家经过细心临摹马文蔚先生的笔体，终于临仿出了简体的“国”和“银”，即沿用至今人民币票面上“中国人民银行”的简体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