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晓村（1906-1991），浙江杭州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卓越领导人。

孙晓村在青少年时期，目睹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种种黑暗，使他产生对旧制度的不满和反帝爱国思想。在家乡小学毕业后，孙晓村就读于杭州宗文中学，寄居在叔父家。后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三年后转入本科。“五卅惨案”发生时，他和进步同学一起在上海参加反帝爱国游行。其后孙晓村进入北京中法大学就读。在北京，他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反帝打倒段祺瑞政府的示威游行，还通过上海震旦大学同学王汝阳认识了他的哥哥王昆仑，并住在王昆仑家。王昆仑比他长4岁，两人以兄弟相称，关系甚好。王昆仑的父亲在北京做事，但段祺瑞政府经常发不出工资。孙晓村常常见到王昆仑的母亲把一包包衣服拿到当铺去，换回钱来维持家庭。王昆仑将孙中山“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进步书籍借给他阅读，并动员他加入国民党。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四·一二”大屠杀中杀害了大批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孙晓村不顾个人安危，在革命低潮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一面在中法大学继续读书，一面接受党组织指示，在印刷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积蓄革命力量。由于中共河北省委被叛徒出卖遭破坏，他按照党组织指示回南方，从事教员和杂志编辑工作，以及深入农村搞调查研究，撰写了许多文章，发表在报刊上，揭露中国农村已到赤贫地步，为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农民呐喊呼号，提出中国农村的复兴根本出路在于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批判国民党政府用改良主义思想欺骗农民。

因从事抗日救国活动被捕入狱

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1936年5月30日，全国各界救国会在上海圆明园路宣告成立，孙晓村当选为常务委员。

救国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最初是从举办读书会开始的。在南京有南京读书会、妇女文化促进会；在上海有蚂蚁社、生活书店、生活周刊、读书出版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在无锡有无锡学社等组织。1933年下半年，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王枫等发起成立的南京读书会，学习马克思主义，讨论时事形势。初时读书会只是组织大家读些进步书刊，定期讨论，后来，随着形势日益危殆，政治问题也就是救亡图存问题，成了讨论的中心。1935年8月，中共地下党通过沈钧儒、邹韬奋、钱俊瑞等同志的推动，南京读书会在无锡太湖举行一次会议，上海、无锡均有代表参加。会议决定，以读书会为基础，筹组南京各界救国会。救国会成立后，与“一二·九”运动相呼应，以燎原之势在各大城市纷纷成立救国会或类似救国会组织。

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救国会的成立及救国会支援绥远抗日部队十分恼怒。1936年11月21日，蒋介石下令逮捕在上海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沙千里、史良、李公朴、王造时，人称“七君子”，把他们关押在江苏高等法院苏州看守所。接着在南京逮捕了曹孟君和孙晓村。1936年11月28日下午，孙晓村正在财政部开会，有人走进会议室对孙晓村说“洛阳有人要和你谈话”（此时蒋介石正在洛阳）。当孙晓村走出会议室时，见到两个特务带着手枪，出示一张逮捕证，孙晓村后被关押在南京宪兵司令部大厅一间会客室内。

“七君子”被捕后，全国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援行动。宋庆龄、何香凝等人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他们率领代表团去苏州看守所质问“救国有何罪？抗日违反什么法？如救国有罪，把我们也羁押起来。”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声援下，蒋介石迫于民众的压力，只得把救国会领导人放了。“七君子”和孙晓村等人恢复自由后，继续从事爱国革命工作。

坚持隐蔽斗争 迎接新中国成立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晓村回到上海，与吴觉农共同创办兴华制茶公司，任副总经理，同时担任上海法政学院经济学、社会学教授。1945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又称“小民革”），担任国内部主任，利用自己多方面的社会联系，在国民党民主派和国民党上层人士中，积极进行反内战、反独裁，促进国民党民主派联合的工作。1947年，上海各经济团体联谊会建立，他积极参加工商界星期聚餐会活动，向他们宣称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和政策，介绍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中共地下党组织利用聚餐会最早把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告诉与会者，并通过他们向工商界传达。这对稳定工商界人心、鼓励大家团结一致保护工商企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孙晓村还参与发起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并任理事。1948年秋，孙晓村接到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通知，向他告知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的一张黑名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要他设法尽快躲避。于是，他和夫人吴元戌在接到通知的当天，就转移到其他地方，由亲戚帮助购买火车票，三天后全家人到了杭州，住在岳母家——杭州华藏寺巷华芷里4号。这期间，孙晓村深居简出，对外化名孙春霆，头衔是杭县县银行董事，还印了名片。来往信件一律外套大信封，寄到他的妻弟吴言的工作单位，由吴转交。

孙晓村住在杭州，很少外出，但他并没有停止活动，仍对他熟悉的杭州金融界、教育界、工商界上层人士做过争取工作。杭州解放后，他曾向杭州市军管会提供过一份杭州各界积极分子的名单，为杭州市军管会从国民党旧政权手里接收过来后迅速恢复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当天上午，杭州市军管会主任谭震林指派军管会工业部部长郭静唐、交际处处长胡成放，携谭震林名片来看望他，表示慰问，并请他全家人晚上观看新编京剧《闯王进京》。5日以后，在军管会领导下，孙晓村开始公开露面，向教育界、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要求大家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做好稳定人心工作，积极搞好生产经营。

为新中国建设事业贡献全部精力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孙晓村去上海，他被任命为华东油脂公司总经理，后又担任上海市工商联秘书长。不久奉调北京工作，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财经计划局副局长、中国银行公股常务董事等职，在陈云同志领导下工作。1949年加入民主建国会。同年，他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会议。民建一大至五大期间，分别担任民建中央机关宣教处处长、民建中常委、民建中央秘书长、民建中央副主席以及中央咨议委员会主任等职，尽管工作任务繁重，但他在工作中始终坚持两条根本信念：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长期革命实践中，他对党是一贯的坚定与忠诚。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实现多党合作制度的根本保证。1989年初，中共中央在酝酿制定《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制度的意见》征集各方面意见期间，孙晓村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他的观点，“一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他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总格局中，共产党是领导核心，八个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并与党通力合作的亲密友党，这个关系要摆正。在执政问题上，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在共同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应该共负责任、荣辱与共。”那段时间，他的工作很忙，哮喘病发作，他边吃药边开会。有一位报社记者采访他，请他就我国多党合作制度发表意见，孙晓村从中国历史谈起，回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说，“旧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中国共产党在危难之中解救出我们，在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尽最大力量保护了大批党外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患难与共、风雨同舟，在团结战斗中亲密合作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我的今天。”孙晓村足足讲了一个上午，详尽耐心地回答了记者的诸多提问。第二天报社编辑部主任打来电话说报社对这篇文章十分重视，次日第一版见报，中午清样送来，内容还可修改。孙晓村仔细阅读后作了修改，他提出标题与正文一定要加上“共产党领导的”6个字。这是前提，是政治原则，强调的是核心，一定要坚持，否则就不完整。

二是坚持团结。他十分重视民建会内团结，把团结同志列为担任领导人的必尽职责。以往在党派机关中，领导班子成员之间，机关干部之间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团结现象。有人习以为常，孙晓村却不是这样，他十分重视解决这个问题，为此，他在1986年的《民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语重心长地讲了四点意见：第一“要顾大局”。他认为，要想一想过去的苦难，看看神州大地到处欣欣向荣的现实，望一望光辉辽阔的社会主义前景。第二“要正确认识自己，正确对待别人”。孙晓村认为，人贵有自知之明，自知优点一般人往往能做到，可贵的是知道自己的缺点。对待别人，不能只看到他的缺点，要从发展变化上看人，看人的素质怎样，主要作风怎样，切不可抓住别人的某一缺点而否定一切。第三“要正确贯彻民主集中制”。孙晓村说，我们互相共事，谁的意见对，就接受谁的意见。有时，有不同意见而且本人坚持，要允许保留，但执行时要按照集中起来的多数人的意见来实现。第四“要在工作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孙晓村说，凡从事领导工作的人有一定范围的用人权、用钱权、作决定的权。“这个权是组织、人民给我们的，要用来为大局、为改革、为四化服务，不能为个人谋私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