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汤老，最忆是他的淡泊名利，大节凌风。怀念汤老，最念是汤老德高望重的可敬形象。笔者长期在汤老身边工作，现就感受最深者，略叙数则，以志永缅。

淡泊名利，大节凌风

汤老去世次日，民建温州市委会主委吴杰挥泪赋挽诗一首，快邮寄呈汤老灵前。诗曰：

汤老音容未易消，诤言长似浙江潮。

一生爱国轻名利，大节凌风不动摇。

律己持躬甘淡泊，诲人无倦戒浮嚣。

春华秋实年年度，泪洒岘碑魂梦遥。

“德高望重”，这是人们对汤老的崇高赞誉。吴杰挽诗中“一生爱国轻名利，大节凌风不动摇”两句，可谓是汤老“德高”和“望重”的最好诠释。

“德”——爱国大节也。汤老一生爱国，追求进步，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克己奉公，贡献毕生精力。“大节凌风”是真实的写照。“望”——名望也。汤老之名望可谓高矣：在民建，他是中央副主席、中央咨议委员会副主任，省委会名誉主委；在工商联，他是杭州市工商联和浙江省工商联的创建人，连续多届担任杭州市和浙江省工商联主任委员；在政府，解放初期他就在省人民政府工矿厅和省经济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1979年还当选为浙江省副省长；在政协，1950年他就在浙江省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中担任副主席，主席为谭震林。1955年政协浙江省第一届委员会开始，直至1993年的第七届委员会，他都当选为副主席。他还是全国政协二至五届委员和六至七届常务委员。

这些荣誉盛名，不是汤老刻意追逐的结果。相反，他对名利看得很淡，而对实干看得很重。几年前，温州吴老曾对笔者谈起《挽诗》中“律己持躬甘淡泊，诲人无倦戒浮嚣”两句的背景。说是有一年，吴老曾对省和温州市的工作和政治安排有些意见，汤老以自己对名利的看法，“现身说法”。汤老说：名与实，我更主张实。重实轻名，实实在在地干，实实在在地作出成绩来，名也有了。这就叫做实至而名归。如果不实实在在地干，重名轻实，即使获得一些虚名，也是不牢固的。汤老的教诲，感人至深，永生难忘。而汤老自己，不仅这么说，也是实实在在的身体力行者。

汤老一生紧跟共产党，一切以党和国家的利益为重，以民建、工商联事业为重，公字当头，淡泊名利。1987年，党中央号召民主党派、工商联领导班子建设要逐步实现新老交替，汤老坚决拥护并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多次向有关领导表示，在1988年省民建、工商联换届时，他本人从领导班子中退下来，让年轻一点的同志接上去。当时省民建、工商联的领导成员都认为汤老继续留任是众望所归，再三恳请汤老留下来。汤老感谢大家的深情厚意，但要求退下来的决心丝毫未动。同时，为了地市一级组织的新老交替，汤老还积极主动去做有关同志的工作。例如宁波市民建换届实现新老交替条件基本具备时，他约请宁波市民建有关领导到绍兴，他自己也去绍兴，聚在一起推心置腹交谈，谈话直到深夜，次日清晨又深谈许时，然后赶回杭州接待北京来的领导。这次往返因操劳过度，汤老当晚突发急性胰腺炎住进医院。汤老在这次换届过程中的高风亮节，体现了一心为公、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操和博大胸怀，令人钦佩。

向往革命，一心跟党

汤元炳同志早在青年时代，就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特别是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年仅17岁的汤元炳，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同年10月，他加入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实行“清共”，疯狂迫害共产党人。汤元炳愤然脱离国民党，冒着受迫害及至坐牢杀头的危险，于同年8月毅然参加共产党。是时（1927年5月），正是“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大批共产党员惨遭追杀的白色恐怖时期，汤元炳却迎着血雨腥风，怒向刀丛求真理，勇为正义献赤诚，其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令人钦敬。

1928年，汤元炳在党的安排下，在杭州从事地下革命斗争，被人告密，遭反动派逮捕，关进杭州“陆军监狱”（位于杭州小车桥，旧址已改建为望湖宾馆）。一关就是6年，直到1933年在其兄汤元吉的奔走营救下，才获释出狱。

这场牢狱之灾，虽使汤元炳与共产党失去了联系，但他始终不忘党的事业，仍尽力为党、为革命做力所能及的事。例如，在狱中结识的难友薛暮桥、徐雪寒等人，出狱后在上海创办进步的“新知书店”，汤元炳对其倾囊相助，帮助他们在日本发行推广进步图书。郭沫若在日本东京发表反蒋演说，遭到日、蒋特务围攻，汤元炳和在日留学的同学一起，奋力护卫，力保郭沫若平安……

此后，汤元炳涉足商海，从事实业救国，但也不忘为革命、为国家继续贡献力量。1949年，解放大军摧枯拉朽，渡长江，跨黄浦，国民党反动政府溃逃前密令邓葆光将大批珍贵古籍运往台湾。汤元炳闻讯后，以仅存的棉纱抵押370两黄金，资助邓葆光将古籍运至香港，最后回到人民手中。这一功绩，汤老从未对人言，直到1983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发了这一消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颁发奖状，才公之于世。汤夫人张元和也是在广播和报纸上公布后才知道的。当文化部邀请他领取奖金时，他恳切表示“我只是尽了一点应尽的责任”，没有去领受奖金。

1949年6月底，汤元炳应浙江省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谭震林之邀，参加解放后第一个纪念党的生日的“七一座谈会”。后来，他回忆这次座谈会时，深情地说，军管会主任谭震林、副主任谭启龙亲自和我们一起共商恢复发展生产、建设新浙江的大计。我们这些长期在国民党独裁专制统治下过来的人，一旦接触到共产党这种民主作风和协商精神，确实很觉感奋。

座谈会后，汤元炳被任命为已由军管会接管的公营杭江纱厂经理，不久调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工矿厅经理室主任，兼省公营厂矿联营处经理，并参加省经济委员会的工作。他积极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方针，推动和帮助工商业者恢复生产，建设国家；积极参与公平征税，平抑物价，稳定市场；帮助解决劳资纠纷，合理调整公私关系等。

1949年10月，杭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决定，筹组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推举汤元炳出任筹备会主任委员。1951年11月，杭州市工商联正式成立，汤元炳当选为主任委员。以后，筹组和成立浙江省工商联，汤元炳担任副主委、主委，直到1988年已是80高龄才卸任。 

在接任工商联筹组工作，担负工商联领导职务时，汤元炳已经是担任人民政府公职的领导干部。按当时的说法，已是吃“公粮”的“公家人”。而做工商联工作，是作为工商界的代表人士，当时称之为“资本家的代表”，这样是不是“倒退”了？对此，汤元炳很坦然。他曾表示，做工商界代表人士，是党的嘱托。党把团结教育工商界的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和期望。从此，他一心一意，勤勤恳恳，在杭州市和浙江省工商联领导岗位上，连续干了将近40年。不但参与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全过程，还与原工商业者一起，经受了历次政治运动的锤炼和“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老当益壮，带领原工商业者“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继续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

汤元炳晚年因病住进了医院，他当时仍担任第七届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念念不忘政协的工作，切望早日恢复健康再为政协做更多工作。1994年底，他在病情加重自知时日不多时，嘱女儿汤为平转达约见省政协、省委统战部领导，当面申述入党的请求。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刘枫和省委统战部对汤元炳同志的入党申请非常重视，立即研究后向省委作了报告，省委研究同意，并按规定转报中央有关部门同意，而后按照党章规定的程序办理手续，于1995年1月批准汤元炳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1月15日下午，省委书记李泽民亲自到医院向他宣布党组织的决定，躺在病床上的汤元炳同志热泪盈眶，激动得连连说：“谢谢组织，谢谢组织，要行动上入党。”

聆听教诲，明确方向

汤元炳与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触较多，聆听教诲，终生不忘。晚年，他还不时回忆起与党和国家领导人见面的情景，回味着一个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1955年，汤元炳正在北京参加全国工商联执委会议，荣幸地应邀前往中南海，参加党中央召开的工商界人士座谈会。座谈的主题是如何更适当地进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等同志到会讲话。毛主席作主旨讲话，题目是《认清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毛主席分析当前工商业者对于走社会主义道路，犹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教导大家要把个人前途与国家前途结合起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汤元炳认真听，翔实记，回杭以后积极传达和宣传。除了在民建、工商联召开大会小会，广泛传达学习以外，还在省政协全会上传达毛主席讲话，并热情洋溢地作《民族工商业者要认识社会发展规律，掌握自己命运》的长篇报告。他以切身体会，回忆民族工商业者在旧社会遭受“三座大山”压迫，掌握不了自己命运的坎坷经历，启发大家认识：只有听毛主席话，跟着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自己才有光明的前途。报告深入浅出，极富感染力和说服力，赢得全场热烈的掌声。

1957年，周恩来总理来杭州视察工作。3月24日，在沙文汉省长的陪同下，周总理在省人民大会堂小会议室接见省、市领导干部、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人士。周总理走到汤元炳面前，紧紧握住他的手，语重心长地说：工商联要充分发挥联系、教育工商界的作用，要团结工商界爱国爱党，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汤元炳深切知道，周总理的殷殷嘱托，是党和政府对工商界的信任和关怀，也是对取得社会主义改造胜利的浙江工商界的祝贺和期望。以后的几十年里，总理的话一直铭刻在汤元炳的心头，使他一生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够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够建设好中国，我们老工商业者在新中国获得了新生，认识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懂得了掌握自己的命运，并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结合起来”。这样的信念，指引他经受住了“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始终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愿与人民同甘共苦。

1979年，民建、工商联恢复活动，本着“尽心竭力为四化”的精神，组织原工商业者会员开辟渠道，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汤元炳率先倡导两个“办”。一是办学，筹办钱江业余学校；二是创办经济实体，安置待业青年。但这两件事，都遇到思想阻力。对办学，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深知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则要靠教育。为了弥补公办学校的不足，他积极倡导办学。当时，由他组织工商界人士筹资创办的钱江中学在全国颇有名气。然而在“文化大革命”中，因为创办钱江中学而被诬为“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遭到批斗。现在又要办“钱江”，有的人不免心有余悸。对办实体，也有人吹冷风，说是“资本家又出来办厂了”。是年10月，民建中央“三大”召开期间，汤元炳抽空探望住院疗养的中央统战部老部长李维汉，顺便请示这两件事能不能办。老部长听了汇报，十分赞赏地说：“这是为革命作贡献，革命是不要别人批准的。只要对国家、对人民有好处，就应该办！”掷地有声的一番话，坚定了汤元炳办学、办实体的信心和决心，鼓舞他老而弥笃，继续为党为人民做好事，也使民建、工商联认清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工作方向。于是他奔走沪杭两地，多方集资，在他的鼓励下，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办起了钱江业余学校，受到了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和赞扬。他还积极支持省级民主党派办学，对办学的党派，他从办学基金中资助其20000元以作开办费，这对当时初创阶段的民主党派可谓是雪中送炭，一度被传为佳话。

回顾一件件往事，汤元炳感慨地说：在人生和工作的转折关头，都能听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谆谆教导，这是我的最大幸福。也说明，我每走一步，取得每一个成绩，都是党教导的结果。

实业救国，“参代监改”

汤元炳是工商界代表人士。但是，解放以来汤老一直在党领导下，担任各种社会公职，乃至政府、政协的领导职务，以至在许多人眼里，他是“官”，不是“商”。当时有的人甚至说：现在当资本家这么“臭”，你能“淡出”工商界不好吗？

其实，汤元炳在工商界的“根基”是很深的。他是江苏南通人。南通是中国轻纺工业的发祥地，也是我国第一代民族实业家张謇的老家。他从小就在张謇倡导的“实业乃富强之大本”思想熏陶下，对轻纺工业情有独钟。1933年，汤元炳走出反动派的牢笼，就东渡日本，在东京政法大学读书，学的就是经济。“七七事变”后，回国参加抗战，从事的是“实业救国”。第一个“着陆点”选在浙江余姚产棉区，实际工作是中国棉业公司余姚分庄主任。但是，日本侵略军铁蹄踏破了他的实业梦。烽火连天之中，他携家带小，颠沛流离。不但保不住辛苦积攒的资财，还夭折了不满4岁的幼女。好不容易熬到抗战胜利，他在中国纺织企业公司（通称“小中纺”）担任襄理，以后又任协理、代总经理。

“小中纺”是官僚资本属下的企业，1949年国民党统治崩溃前夕，曾企图胁迫汤元炳去台湾。他拒绝迁台，还劝导工商界人士一同留下来，迎接解放。解放后，他又亲手将“小中纺”所属的杭江纱厂、渝江纱厂（前者在杭州，后者在重庆）分别交由浙江和四川（当时重庆隶属四川省）的军管会接管。军管后的杭江纱厂，汤元炳被任命为经理。

所有这些，足以证明，汤元炳是地地道道的工商业者，而且其根基是很深的。他在解放之初就受命筹组杭州市工商联，也缘于他有这个根基。由他担任浙江省、杭州市的工商联领导人，可谓是又一个实至名归，也是责无旁贷的。自1949年10月24日杭州市工商业联合会筹委会成立，汤元炳参加筹备工作开始，他历任杭州市工商联筹委会主委，第一、二届市工商联主委，浙江省工商联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第一届省工商联副主委、代主委，第二至四届省工商联主委；全国工商联第一、二届执委，第三、四届常委，在浙江省工商界享有很高的声望。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民建、工商联在讨论工作职责时，提出四个方面——参、代、监、改。即：参与政治协商，代表会员合法利益，民主监督，推动会员自我改造。对参、监、改三项，大家意见一致，唯独对于“代”，有所争论。焦点在于“代表会员合法利益”，对民建、工商联来说，就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当时正是“兴无灭资”，“破资立社”和“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期，而民建、工商联却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合法利益，是否“不合时宜”？有的甚至顾虑，“代”了会不会被视为“右”（当时盛行将会员和骨干划分为左、中、右）？汤老则明确表态：“党把我们称为工商界代表人士。代表什么？就是应当代表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如果不代表他们的合法利益，还够得上工商界代表人士吗？代表了工商界的合法利益，并不是要与共产党对着干，因为我们代表的是合法利益，不是非法利益。引导和带领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代表工商界最大的、最根本的合法利益。相反，如果听任或纵容他们抗拒接受改造，反对社会主义，那就是代表了他们的非法利益，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

如果说：“参、代、监、改”是民建、工商联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时期的主要工作任务，那么这四个方面，恰恰是汤元炳对民建、工商联所做贡献的很好概括。而其中的“代”，更是关键的关键。

联谊促统，招商引资

“海外关系”，曾经是一个可怕的字眼。许多人谈“外”色变，惧怕因涉“外”而遭厄运。汤元炳不仅有“海外关系”，而且“海外关系”层次高，影响大，人所共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有人也曾借此攻讦他。但他却从不避讳，也不把海外关系作为“包袱”。相反引以为“优势”，对祖国统一、招商引资和“三胞”联谊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981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阐明祖国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10月13日，汤元炳代表民建浙江省委员会，向台湾实业界人士提出《为促进祖国大统一，实现民族大团结而共同努力的意见》。这个《意见》，向在台湾的浙籍乡亲和实业界故旧，提出四点企盼：（一）欢迎在台湾的浙江省籍实业界人士和眷属，回乡探亲访友，参观游览。（二）热切希望与台湾实业界人士和工商团体加强联系，密切往来。（三）希望台湾实业界人士，为发展两省经济建设，改善和丰富人民生活，交流技术，并欢迎来浙江省投资设厂。（四）希望台湾、港澳和侨居国外的亲朋故旧，发扬爱国传统，为发展浙江省和台湾省的贸易，活跃市场，繁荣经济，做出贡献。

1982年7月，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发表《致蒋经国先生信》。汤元炳也于是月发表谈话。他认为，廖承志的信感人至深。作为浙江民建、工商联负责人，十分欢迎蒋经国先生能来家乡亲抚故土。正是“寥廓海天，不归何待？”

邓小平同志提出“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伟大构想，汤元炳衷心拥护，在与台湾同胞的交往中，热情接待，宣传这一构想。1995年1月，他已重病卧床，还仔细聆听江泽民总书记《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表示赞同和拥护。当时，香港、澳门已经回归有期，他热切地期望，在有生之年，能够见到香港、澳门和台湾一起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利用海外关系，招商引资，是汤元炳的又一重要贡献。根据邓小平同志“搞建设要利用外资和发挥原工商业者的作用”的指示，1979年，浙江省省长李丰平找到汤元炳，希望他利用原有的与海外商界、金融界的关系，办一个投资公司，吸引外资来浙江投资建设。汤元炳愉快地接受这一任务。他牵头筹组了“浙江省华侨投资公司”（后改名为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并出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当时省政府拨给公司10万元资金。他一面动员侨眷和归国侨胞，向海外亲属侨友发信致电，一面在自己的老同事、老朋友中物色可来浙江投资的合适人选。经过努力，香港著名工商界人士王宽诚、查济民、包玉书、包玉新等都来投资。公司筹集资金800余万元人民币和200余万美元，这在当时确是一笔不小的“启动资金”。他积极创办融资企业，开拓了我省国际融资业务，与众多的境外金融机构开展友好往来与合作，为浙江建设积极筹措资金。10多年里，汤元炳为公司发展真可谓呕心沥血，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心血。他在担任董事长、总经理期间的几年里，同时还担任浙江省副省长、省民建和省工商联主要领导，常常工作到深夜，次日凌晨5时又在伏案工作。他年过八旬，深感身体每况愈下，力不从心，多次向省领导提出交班的想法，直到1991年，他将一个已具有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公司移交给了新任领导班子。

从20世纪80年代起，省政协特邀人士中增加了港澳委员。他们除了参加历届（次）全会以外，还有一些专题专业性活动。汤元炳作为省政协副主席，主持和参与了这些活动。因为这些港澳委员，多数是他的故旧好友或商界同仁。改革开放初期，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希望一些与香港工商界有关系的原工商业者到香港宣传国家对外开放政策，动员香港工商界人士回内地来投资。民建中央和全国工商联于1983年和1984年先后组织代表团访问香港，分别由时任民建中央主席的胡厥文和全国工商联主席的胡子昂担任团长，汤元炳也应邀参加了这两个访问团，并担任副团长。在港期间，他积极向故旧好友、商界同仁宣传改革开放政策，真诚地邀请他们回内地回家乡观光考察，投资兴办实业。

1984年，第五届浙江省政协的部分委员提出创办民办大学的倡议，得到了省政协主席会议的赞同，当时遇到的大难题是经费筹集。汤元炳一直很关心和支持这项工作，他不但在省民建、工商联办学经费中筹集12万元作为开办费，还积极联系海外亲友，吁请他们资助办学。1986年，他的老朋友、香港著名实业家查济民先生，在听了汤元炳对创建树人大学的介绍后，满怀乡情，慷慨解囊，一举捐资人民币400万元，作为教学楼等项目的建设费用；1990年教学楼等相继落成后，查先生又增捐60万元。当省政协主席提出要以“查济民”来命名教学楼时，查先生则一再坚持要以“汤元炳”来命名，两位老朋友的情义之深令人感佩。

1985年，汤元炳的又一位老朋友香港中华总商会永远名誉会长、全国政协常委王宽诚先生来杭州出席浙江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会，汤元炳将民办的树人大学创办经过和当前存在的资金困难，向王先生作了详细介绍。王先生当即表示，愿向“树大”捐资人民币100万元，作为教学基金。王宽诚先生去世后，为了解决树人大学的资金困难问题，汤元炳在病榻上写信给王宽诚先生的亲属，他的哲嗣王明远先生即以“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的名义，继续捐助“树大”50万元人民币。汤元炳及其老朋友们为树人大学所做的贡献，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参政议政，鞠躬尽瘁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40多年里，汤元炳一直担任省政协和民建浙江省委会、浙江省工商联的领导职务，始终与共产党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发挥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做出了出色的贡献。他在晚年回顾参政议政经历时说：“中国共产党从建国开始就对工商界代表人物委以重任，共商国是。中国民主党派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多党合作，一起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和社会发展问题的协商，是由来已久，经过长期实践形成的。”

建国初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为了发挥民族工商业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国家实行调整工商业，扶植私营企业，并帮助他们端正经营方向，改善经营管理的方针。汤元炳一方面积极协助政府，贯彻这一方针政策，一方面进行调查研究，就调整工商业的政策措施和私营工商业的改组联合、联营及改善经营作风等问题，在协商委员会、政协会议上发言、提案，或写出专题报告，供党政领导部门决策参考。

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汤元炳积极学习和宣传过渡时期总路线和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推动工商业者“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还在政协、人大发言、提案，或作专题报告，对党和国家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政策和一些措施提出意见和建议。例如加工订货和经销代销的份额、工缴及经营利润率；合营以后清产核资、定息息率、人事安排及公私共事关系等，汤元炳均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询工商界意见的基础上，及时、细致地提出意见和建议。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特别是《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制定，使汤元炳“深感党和政府对民主党派、工商联寄予殷切的期望、身负历史使命的重大”。为此，年逾古稀的汤元炳身体力行，作出表率，并严格要求和督促省民建、省工商联的同志深入实际，搞好调查研究，重视参政议政工作。1979年6月，他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与民建界、工商联界委员联名提案《广开就业门路，培养就业能力》，提出：全国各地民建、工商联成员（包括在职和退休的）不少有生产技术、经营管理和其他专长，均可在职业训练和生产业务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为广开就业门路，培养就业能力，做出应有贡献。这个提案受到全国政协和国家劳动总局的肯定和支持，向全国推介。此举也为民建、工商联在改革开放初期，组织原工商业者协办经济实体，安置待业青年，为社会服务找到了方向和目标。

1981年11月，在全国政协五届四次会议上，汤元炳会同民建界、工商联界委员63人，提出《请教育领导部门和有关部门积极支持，尽力帮助民建和工商联办学，解决存在的问题》。1982年6月，他又就本省民主党派、工商联办学的问题，向李丰平省长及中共浙江省委写信，反映办学情况，提出若干意见。引起了省党政领导的重视和支持。1984年2月，《半月谈》杂志刊出“浙江五大成就”，把“浙江省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办学”作为“五大成就”之一。

1988年3月，汤元炳和陈铭珊、冯梯云（三位均为民建中央副主席）在七届全国政协会议上发言，提出《关于加强对私营经济引导监督和管理的几点意见》。他们在民建中央和民建浙江省委会对温州私营经济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辽宁、河北、贵州、武汉、福州、宁波等地民建调查材料，提出要“从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角度，正确地、全面地认识私营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并从“重视理论研究，加强宏观调控，积极采取相应的措施”等方面，提出发展私营经济的几点建议，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

1991年，汤元炳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加快建设舟山的提案。次年，又专门派人随同全国政协考察团赴宁波、舟山考察，甚至在病榻上还找有关同志商谈。当他听到舟山有“渔、港、景”三大优势时，十分高兴，要求专题研究港口优势，并亲自指导撰写《开发海洋振兴舟山》，在全国政协大会上发言。他认为：“舟山有理想的深水良港，与浦东、宁波开发区呈犄角之势，可以为浦东、宁波开发区提供深水口岸，可以沟通南北航运，成为国内海上航运枢纽；并面向外海，辐射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以及港台等地区。未来舟山港完全可以同香港、新加坡并驾齐驱，步入西太平洋航运中心的行列。”1992年1月31日，全国政协的《人民政协报》对此作了报道，引起中央有关方面的重视。吸引了不少专家来舟山考察，大大提高了舟山的知名度和外界对舟山的认识。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中共浙江省委、省政府于1995年正式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告，建议组建上海—宁波—舟山组合港，加快建成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李鹏总理很快批转了这个报告，并于1996年1月来沪浙两地视察，作出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和以浙江、江苏为两翼的港口群，建成组合式港口的战略决策。在研究指导“开发海洋，振兴舟山”的调研考察工作期间，汤元炳提出要去舟山实地考察了解，舟山市委、市政府领导闻讯后专程来杭邀请，他也欣然接受了邀请，但几次安排好行程，都由于健康原因而未能成行。

1992年以后，汤老体弱多病，行动不便，但参政议政的热情不减。他积极鼓励和支持民建、工商联的领导人参政议政，甚至在病榻上为他们修改稿子，提出精辟的意见和建议。汤老病重住院治疗期间，还密切关注国家大事和浙江经济建设，挂念着参政议政，关心钱江业余学校的发展。对前来探望的民建、工商联同志反复叮咛，一定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发扬民建、工商联的优势，做好参政议政的工作，为浙江经济建设做出贡献。

参政议政，矢志不渝，鞠躬尽瘁，这是汤老给民建、工商联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