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陈铭珊，浙江萧山人，1916年生。17岁时只身到上海进南洋药房当学徒，后任襄理、副经理。在此期间，父亲先在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后进入“英国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分院”的夜校部化工专业半工半读。七七事变以后，父亲在上海接到我叔叔的来信，知悉家乡浙江萧山被日军飞机轰炸，房屋被毁。奶奶、两个叔叔和两个姑姑靠躲在方桌下保住了性命，却已无家可归。父亲心中焦急万分，连忙将他们接到上海安顿住下。奶奶讲日军出动了十几架飞机进行了地毯式的连续轰炸，在她从瓦砾堆中爬出来时，两手的指甲都扒掉了大半，鲜血淋淋，惨不忍睹。日军的暴行使父亲从心里深处产生了抗日救国的激情，国仇家恨使他积极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还在街头发表过演说。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外滩附近的外白渡钢架桥设岗，凡要过桥者，必须向日本岗哨脱帽鞠躬。父亲到“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分院”的夜校部上课，必须途经外白渡钢架桥。但父亲不堪忍受这一羞辱，为保持民族气节，他毅然决定中断学习，为此只是在该校肄业。这时候因家境困难，父亲将他大妹陈谨亚介绍到上海第三红十字医院去当护士。1938年初，父亲突然接到医院通知，说他大妹不知去向。奶奶异常着急，父亲也是心急如焚。几天后，他接到谨亚姑妈从温州来的信，说她与一批同事要去抗日，她决定去苏北。抗战期间，谨亚姑妈曾托人来沪找到父亲，要求采购一些新四军救治伤员急需的消炎、止痛、杀菌药品，以及一些医药器材，父亲都积极地给予了帮助。这样，父亲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地下工作者的外围掩护人员。1939年，父亲任万国药房副经理。由于他的诚信、勤勉和卓越的管理水平，在1942年受信谊药厂总经理鲍国昌先生邀请，年仅26岁的他就任当时全国最大的信谊药厂副经理，成为当时上海滩工商界的知名人士了。1948年的冬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淮海战役中节节胜利，震动了上海的工商界，有的局促不安，有的纷纷离沪，父亲和信谊药厂也举棋不定。当时，总经理鲍国昌已前往香港，父亲代理负责全厂工作。父亲晚年回忆说，当时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倒行逆施，弄得经济全面崩溃，民不聊生，厂里生产几乎停顿，常常与同业好友——人和药厂的经理黄素封交谈，倾吐自己的苦闷。有次黄问他：“你看局势如何？”父亲说：“很紧张，不知怎么办好。”黄说：“介绍个朋友给你谈谈，好吗？”黄素封是知识分子，喜欢谈政治，对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不满，所以父亲估计他介绍的人，很可能是个共产党员，或者是与共产党有关系的进步人士，于是一口应允，并约定星期日在人和药厂见面。

这时父亲难免心中忐忑不安。那天是厂休，除了看门人外，没有其他职工。下午四时左右，父亲前往人和药厂，在楼上经理室等了片刻，黄素封便陪着一位上了点年纪的人进来。父亲见那人个子不高，但老练豁达，两眼炯炯有神。黄介绍说，这是吴先生。寒暄后，吴先生没有多说话，讲今天还有事，改日再谈，就走了。父亲回忆说，大概过了一个星期，我主动约黄素封和吴先生到家里吃晚饭。这位吴先生谈话很谨慎，只是问问我们厂里的情况。后来父亲和他又见过几次面。那时父亲不仅向解放军提供药品，而且我们家淮海中路上海新村19号也已成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庇护所”。上世纪30年代上海的标准里弄房子是北向入口，南向楼层有阳台，地面层有花园和通里弄的花园前门。母亲说：“经常有陌生人来取物品，前门进来像个瘪三（上海俚语——乞丐），进屋穿上你们爸爸的西装从后门出去。”我也记得小时候，常有身穿长衫的高个儿带我一人去兆丰公园（现中山公园），然后他和别人说话，我在远处一个人玩，好一阵子才带我回家。记得有一天早晨七时半左右，吴先生突然打电话到我们家，全家人刚起床。吴先生要父亲亲自开车送他一下，父亲二话没说就出门了。他开车到吴先生指定的常熟路、淮海路后面一条很僻静的小路上。吴先生上车后，父亲就照他指点的方向开去，停在南京东路、江西路附近，吴先生即下车走了。父亲记得，这样的护送前后有三次左右，父亲说，他并不问吴先生去哪里，但他知道吴先生一定是做秘密工作的。此后，吴先生常常来我们家，父亲也时常和他在里屋交谈。有一次，厂里工人闹工潮很厉害，父亲请教吴先生，想把权力交给工会。当时父亲不知道厂里的这个工会是受国民党与反动帮会控制的黄色工会，吴先生断然反对这样做，要父亲把厂保护好，重要的设备隐藏起来，有什么情况就通过黄素封转告他。父亲都一一照办了。记得父亲曾转述吴先生的话：“像信谊药厂这样的企业是没有问题的，将来生意还可以做，还可能做得大些，陈先生个人更没有问题。”父亲将信将疑，但是看到当时混乱境况，觉得无论怎样总不会再坏了，想想吴先生的话也有道理。上海解放前夕，父亲与吴先生的接触多起来，吴先生也特别忙碌，常要父亲调头寸，他都按时送到吴指定的地点，隔几天由吴的夫人来我家送还。吴先生还要父亲出过一封任命他为信谊药厂董事会秘书的任命书，并要求将他的户口报在我们家里。还有一次，吴先生突然到我们家来，换了一套衣服就走了。看到吴先生为革命奔波，父亲心里既兴奋又紧张，但表面上仍然很镇静。父亲当时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子女，只是关照我们不要参加学校的任何政治活动，唯恐出了事情牵连吴先生。面对何去何从的抉择，在这一关系到整个家族命运的紧要关头，父亲不是没有犹豫过。但是中国共产党统战政策的感召和他一贯秉持的实业报国的理想，促使他作出了毕生中最重要的抉择——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接新的人生历程。而父亲陈铭珊能作出这样至关重要的决定，与国家社会动荡的大环境，他特殊的家庭背景，以及与他本人的品质分不开的。

1949年5月26日，上海解放的那一夜，父亲在家里的电话机旁等候黄素封和吴先生的消息。随着解放军进入市区，占领淮海路警察局和市政府的消息传来，他心上的石头落下了，真有说不出的高兴。新中国成立后，吴先生很忙，他邀请父亲到他家去详谈，这时父亲才知道他叫吴克坚，后来担任过华东局统战部部长。通过新中国成立前父亲和吴克坚同志的接触，在父亲的印象中，共产党并不可怕，对民族工商业者是讲团结的，根本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就共产党员的道德修养而言，也是令人尊敬的。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给了父亲很好的政治和生活待遇，历任政府、民主党派和社会各重要职务。每次父亲从北京开会回来总说，已调到北京工作的吴克坚同志一定会派车到上海人大代表团员住处接我父亲去他家里做客，畅谈国家的大好新形势。这令父亲唏嘘不已，常常对我们感慨说：“我只不过做了点滴小事，党却一直记得我！”1952年，父亲举家搬迁至岳阳路。那时父亲经常在家里接待外宾。由于父亲的英语很好，与外宾交谈不用翻译，我们子女在楼上常听到下头传来的阵阵鼓掌声。母亲事后就会笑着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又在替共产党‘吹’（上海俚语——宣传）了！”由于父亲陈铭珊在上海的高知名度，以及被当时的市委书记陈丕显称为“红色资本家”，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到异常激烈的冲击，然而不论在抄家、批斗、监督劳动时，或休息在家，父亲从未流露过对党和政府的埋怨和不满，他同时还教导我们子女不要有对立情绪，要深信党的统战政策一定会落实，充分表现了中国民主党派代表人物的赤胆胸怀。先父陈铭珊一生是光明磊落、勤恳敬业、光辉奉献的一生，他的一生也为抗日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共事作出了重要贡献，为民族为社会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在家庭事务中，他身教重于言教，和先母一起常要求我们诚实做人，努力学习，勤恳工作。在他俩的精心教育培养下，我们家产生了解放军正师级高干、中科院研究员、宝钢“享受国家特殊津贴”专家、市政协委员和教授级高工等21个高级人才。不论在国内国外，没有一个作过有愧于国家和社会的事。今天追忆先辈的光辉业绩，是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正是这些前辈为革命事业无私地献出的点点滴滴，才融汇成那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才有我们和谐幸福的今天，也激励我们后辈一代一代地为国家为社会多作有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