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耕虞，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四月十一日生于重庆。其父古槐青创办“古青记”，经营山货皮毛生意。古耕虞幼年陪伴族叔祖古绥之的儿子读书，中学阶段就读于教会办的广益中学。1919年到上海，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圣约翰大学预科，学习英语。古耕虞在校读了四年，只取得了圣约翰同学会的会籍。1923年至1924年，古耕虞遵父命赴张謇创办的南通学院纺织专科学习，1925年，古耕虞子承父业，接手了父亲古槐青创办的企业“古青记”，当上了少掌柜，主要经营猪鬃业务，“虎牌”猪鬃是它的驰名商标。以前，四川的猪鬃等皮毛出口是由在上海的英国的中间商代理，而美国是中国猪鬃最大的需求国。古耕虞早就想摆脱英商，直接把猪鬃出口美国。1927年左右，有两个美国商人代表美国最大的猪鬃进口商孔公司到了重庆，见到了古耕虞。古耕虞流利的英语，练达的外贸知识，严格的猪鬃收购和加工流程，征服了这两个美国人。他们和古耕虞达成了秘密协议：一部分猪鬃交给在上海的英商，一大部分直接出口到美国。古耕虞为了出口方便，在美国成立了自己的子公司，称为海洋公司，并在美国注册。古耕虞通过这个途径垄断了美国从中国进口猪鬃的生意。到1934年，在四川只有古青记、鼎瑞、祥记、和祥四家经营猪鬃出口生意。而且他们达成了协议：古青记占重庆出口猪鬃的70%，另外30%由其他三家各占10%。而和祥是古耕虞出资又兼任经理的。实际上古耕虞几乎垄断了四川猪鬃出口生意。1938年，由古耕虞任总经理的四川畜产公司成立，而对外出口仍称古青记，用的仍然是虎牌商标。抗战时期，古耕虞就和周恩来有往来，而且和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的许涤新经常交换各种看法。当时古耕虞就公开宣称：国民党要失败，因为他腐败无能；共产党要胜利，因为他深得民心。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应西南实业协会邀请发表了《当前经济大势》的著名演讲，古耕虞听了后在11月4日对记者发表谈话，强烈要求停止内战，和平建国。抗战胜利后，古耕虞马上在汉口、天津、沈阳成立了分公司，在上海设立了总经理办事处，在1946年至1948年间，汉口的80%猪鬃，天津的50%猪鬃，重庆的50%猪鬃，被古耕虞任总经理的四川畜产公司收购，美国进口的猪鬃有70%是四川畜产公司的，古耕虞成了中国的猪鬃大王。

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邓小平召火锅宴 五老聚首话改革》蜡像。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五位原工商巨子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古耕虞、周叔弢座谈，并于中午请五老吃火锅。这就是著名的“五老火锅宴”。

1948年，在中共的支持、帮助下，古耕虞赴香港设立四川畜产公司，成为我解放区发展外贸的重要窗口。当时，古耕虞把东北、山东、苏北解放区的猪鬃经香港出口。这个时期，古耕虞垄断了中国猪鬃出口量的85%。在人民解放事业胜利进展的1948年，古耕虞决定把上海总经理驻沪办事处人员陆续撤到香港，其它各地分公司人员、货物暂时不动，等候解放。1948年，古耕虞到香港后，马上和夏衍、阳翰生、许涤新联系。之后，古耕虞秘密地向董事会报告了这些情况。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共邀请古耕虞列席新政协。同时请他参加全国猪鬃会议。1949年10月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接见了古耕虞。周恩来希望古耕虞任中国猪鬃公司经理，全权负责。古耕虞接受了这个任务，并表示把四川畜产公司交给国家经营。1949年10月，古耕虞参加了民建会。1950年初，四川畜产公司与政府达成协议，其中包括：（1）组织上与国营中国猪鬃公司合作；（2）在大陆的四川畜产公司工作人员原职原薪不动，作为国营公司的干部；（3）原四川畜产公司的存鬃和其它畜产品，全部卖给国营公司；公司拥有的厂房、仓库、办公楼、汽车、家具、职员宿舍、债券等作价，待机构整理完毕，交纳税款后，照公司的旧章程，分发新股票给有关股东；（4）四川畜产公司在香港和纽约的机构，继续由公司自行经营，但它是中国猪鬃公司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四川畜产公司起到了表率作用。古耕虞说：“私营四川畜产公司的机构再大，也只是个小团体，我们必须看到一个大团体，是国家的、民族的的团体。是小团体利益服从大团体利益，还是反过来？有常识的人，一想就能明白。”古耕虞担任中国猪鬃公司经理后，想方设法把猪鬃出口到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为发展我国外贸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1956年，古耕虞担任中国畜产公司经理，这个公司是经营进出口业务的。1958年到1960年，古耕虞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古耕虞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但他仍然相信中国共产党，坚信社会主义，他自诩“知春亭”。有人诬陷他“里通外国”，他回答说：“我是里通中国共产党，外通外国资本家。”“我相信总有一天会雨过天情的。”1969年7月，古耕虞被“解放”，而后下放到河南息县外贸部干校。1972年古耕虞担任中国土畜产公司顾问。1973年，古耕虞参加全国工商联组织的少数工商界上层代表人士的“学习”，他就提出“能否对原来的工商业者摘去资本家的帽子”，他针对有人说的“戴着帽子更能革命”，反驳说：因为戴着“帽子”阻碍了他们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积极性。1978年12月，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而后在全国工商联举行的座谈会上，古耕虞发言说：“30年来，我有过两次大兴奋。第一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第二次就是现在。”

1979年1月17日，邓小平邀请民建、工商联领导人胡厥文、胡子昂、荣毅仁、周叔弢、古耕虞谈话，主要是国际贸易问题、发挥工商业者作用问题。古耕虞认为要发挥工商业者作用，首先要摘掉资本家的帽子，他说戴着资本家的帽子，“等于头上顶着一块磨盘走路，想走是走不快的。”他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考虑为大陆的资本家摘掉帽子。这不仅仅对他们，对他们的子女和亲友也是莫大的鼓舞，而且对全世界、全人类也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邓小平非常重视古耕虞等人的意见，说：“要落实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这也包括他们的子孙后辈，他们早已不拿定息了，只要没有继续剥削，资本家的帽子为什么不摘掉？”1979年6月15日，全国政协主席邓小平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上郑重地宣布给资本家摘帽子。1979年10月11日至22日，在民建三大会议上，古耕虞当选为民建常委。1979年10月23日至1988年12月，古耕虞任全国工商联副主任委员。1988年12月2日至2002年逝世，古耕虞任全国工商联名誉副主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古耕虞还任过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古耕虞认为自己虽然年龄大了，但是还要为国家多做贡献。他说：“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发扬民主，广开言路’，作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要求，我不想对共产党说些门面话、好听话、空话，我要老老实实地既报喜，也报忧，有成绩就谈成绩，有问题就谈问题。”1981年，他提出发展长江航运的建议，主张开放长江。1984年，他提出提高知识分子待遇的建议。1992年4月，已过80高龄的古耕虞给国家领导人写了《认清国际有利形势，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的建议，建议争取各先进国家在我国独资建厂，用他们的经营管理经验和先进的设备，改造我们的工业；实行按劳付酬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要重视和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提高知识分子工资；争取尽可能多的海外华人、留学生回来工作等。这份长达1万多字的建议得到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古耕虞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知名的爱国企业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积极参政议政，为我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2002年4月29日，古耕虞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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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耕虞：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毛主席曾交他绝密任务

“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是指甘愿为赏识自己，愿意花心思培养自己而舍身报恩的举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有这么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叫古耕虞，他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他发出这样一番感叹：“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

1949年9月，远在香港的古耕虞接到党中央领导人邀请来到北京参加一系列会议，并观看了开国大典。10月4日，周总理特意将他接到中南海寒暄一番，随后周总理用一副商量的口气这样说道：“耕虞同志，你是我们共产党的老朋友，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不能详谈，但请你先考虑一个问题，即经过党中央讨论，我们决定把猪鬃公司全权交由你负责，你看如何？”古耕虞露出惊讶的神情，周总理接着说道：“你可以暂时不用表态，先考虑清楚，想想还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在多年革命战争中，我们就和你多次商讨猪鬃，桐油的问题，那时我们各方面条件不足，我们只能给你开张口头支票，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是你的坚强后盾，相信你肯定能办好各类事情！”面对周总理的关心和信任，古耕虞在事后回忆道：“我当时对共产党的认识并不是太深刻，内心其实还是有些顾虑，但是周总理说要把全国的猪鬃事业全部交给我调度负责时，我内心非常惊喜，他能这么信任我，我定不辜负他的期望，我感觉我这辈子没有白活，周总理以国士待我，我以国士报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之际，他从香港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这次是毛主席单独会见他，由于他是作为特邀代表，所以他的行程是绝对保密的，毛主席交给他一项绝密任务，古耕虞深明大义，接下此重任，当即表示：“为了国家和人民，我必当赴汤蹈火也要办成此事，请毛主席和各位首长放心！”那么毛主席到底交给他什么任务，为何在那个年代猪鬃有非凡意义，古耕虞又有着怎样的身份，引得毛主席和周总理等人多次单独接见且有要事商量呢？古耕虞，1905年出生于四川巴县（现在的重庆市），他的谱名叫古大田，字耕虞，祖籍在广东梅州，祖先在清朝中期就因堵河石迁去四川，所以整个家族全部在此繁衍生息。

古耕虞的父亲古槐青年轻时考秀才未中，觉得自己不是读书那块料，索性弃文从商，先后在族人的山货店里当伙计，等学到本事后，自己单独开了一家“古青记”山货店，主要经营猪鬃，后来名声打响，创立了“虎牌”猪鬃，以支撑家用。古耕虞自小衣食无忧，先后在私塾和广益中学读书，学习成绩优异，1919年，他顺利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专科，在校期间，他和各地同学广泛交谈，逐渐展现出交际天赋，获得多位同学认可，被推选为大学交谊堂四川同学会会长。他深受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影响，思想较为先进，时常走上街头和各行各业人士参加游行宣传活动，1923年，他进入南通学院纺织专科读书，该校正是我国著名的民族实业家张謇创立的学校，在校期间，他逐渐了解到民族品牌实力孱弱，饱受海外品牌挤压和国内官僚资本排斥，必须要将自身品牌做大做强，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他苦学经商知识，希望有朝一日能让民族品牌享誉海内外。所以他从学校毕业后就回到老家，在父亲创立的山货店当学徒，想方设法将门店规模扩大。古槐青做生意时都要受到外国尤其是英国商人的欺骗，当时的英国银行利用很多中国人不懂外贸知识也不懂英语，就联合英国商人坑骗我国商人，致使大部分利润全部被他们夺走。现在自己儿子学业有成，在学校主修英语，也懂得国内外相关法律，税务知识，来到小店后或许可以改变旧状。在做学徒时，他自然饱受同行排挤，很多人欺负他是新手，在背地里使诈。就算是年纪比古耕虞大几轮的人对付“娃娃兵”也是毫不心慈手软。古耕虞在看准市场行情后，觉得来年开春出售羊皮肯定能大赚一笔，于是打算囤积一批货，为了多货多得，他用高于市场行情的价格收购了充足的羊皮，原以为这样的话，会有大量养殖户将羊皮源源不断地送来，事情起先像他预料的那样，前几日养殖户快要将店面的门槛给踏平了，可没几天，就没有一人送来羊皮。古耕虞觉得事有蹊跷，四处打听，总算从一名养殖户口中问出原因，原来是一家叫裕厚仁山货店的老板看到“古青记”生意红火，心生嫉妒，不顾江湖道义，联合多家山货店和钱庄在各大养殖场散布古青记负债累累，即将破产倒闭的谣言，引得众多商户不敢将自家羊皮送到古青记。

古耕虞虽然气愤不已，但是他认为当场解释效果不大，还不如想个治本的方法。他向远在上海的父亲发了封电报，希望他能汇来20万两白银，自己将这笔钱分别存在当地的各大钱庄，向外界宣布这笔钱会货到付清，等结算时，对方欠自己的钱可以暂不收回，等有闲钱时再行偿还。并且邀请例如复兴钱庄这类信誉度良好的钱庄为自己作担保，清查自己的财务情况，向外界透明展示。这个办法确实不错，古青记山货店不但挫败了裕厚仁山货店老板的阴谋，反而提升自己的信誉，打响了名声，让各路养殖户将自己的羊皮纷纷送到古耕虞店中。随后国际羊皮市场价格猛涨，古耕虞获得巨额回报，那些前辈们都露出惊叹的表情，有人特意向古耕虞求经，古耕虞则笑着说道：“守信用，重道义！”羊皮生意做得相当红火，猪鬃生意也不能落下，可能会有很多人提出疑问：猪鬃能有多大价值，还能超过羊皮利润？猪鬃是猪脖子和背脊处长的一撮毛，富有弹性，作用可不小，它非常适合用来制作各种军工业的刷子，飞机，大炮，军舰每一样武器都要猪鬃制成刷子，我国虽然是饲养生猪的大国，产量非常高，但是猪鬃的出口控制权却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这是个难言的耻辱，必须要通过英国人经营的洋行办理手续，才能限制性出口，而且还要时不时被他们“狠宰”一笔。古耕虞决定从猪鬃方向下手，打破外国垄断，他发现只要去掉英国商行这个中间商，直接将产品出口到市场需求庞大的美国，就可以让山货店增加几成的利润，但要是直接挑明的话，可能会遭到英国人打击报复。1927年，古耕虞等到了千载难逢的机会，有两个美国人奔着古耕虞的名声来找他商量进口猪鬃的生意，这让古耕虞兴奋不已，毕竟双方都是被英国人剥削的对象，绕开他们再好不过了，他们签订了一份秘密合同，写好了猪鬃出口的相关事宜。古耕虞为了麻痹英国人思想，仍然提供一小部分猪鬃经过英国洋行，剩下的大部分猪鬃都更改标志，装船运往美国，连船员都更名改姓，英国人对此毫无察觉。等到古耕虞的虎牌猪鬃已经占据美国部分猪鬃市场后，他直接摊牌，停止与英国人的交易，英国洋行反应过来为时已晚，古耕虞不但羽翼已丰，对岸的美国人也不是好惹的，只好就此作罢，古耕虞趁势追击，迅速扩大美国的市场占有率，甚至还与美国最大的猪鬃出口商——孔公司合作，国内产品直接出口到此，垄断了美国的主要市场。

这时候的古青记山货店不仅在当地财源滚滚，还有着极高的信誉度和知名度，当地商业银行报告将其称为“异军突起，拥有重庆山货业天下之半”！古耕虞与周总理相识在抗日战争前后，当时周总理（当时称周副主席，统一全文称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重庆办公，经常会与一些民主人士和民营资本家商讨爱国抗日之路。受我党《新华日报》编辑许涤新的引荐，古耕虞得此良机与周总理相聚。一见面，周总理就亲切地询问古耕虞店面经营状况，古耕虞如实说明：“猪鬃生意近年来很红火，但是国民党官僚资本仗着特权，大搞与民争利的垄断和掠夺，还不知日后会有什么阴险诡计……”周总理认真倾听他说的每句话，随后指出官僚资本主义作为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之一，有极大的危害性，非常同情想让自身品牌走向国际的民族工商业者。古耕虞很高兴中共这位高级领导人能与自己产生共鸣，不但放弃偏见，与国民党协作抗日，还与民交心，感叹大众生活不易，确实是个伟大的政党。

两人在临别前，周总理特意说道：“目前情况来说，抗日是首要任务，猪鬃不应获得过高利润，民族资本家应该有国家整体大局观，要有远见。等战事结束后，国家需要发展建设时，猪鬃的进出口量还会大幅提升的！”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古青记为代表的猪鬃作为军需战略物资更是成了多国的抢手货，南京国民政府将办事处全部移到重庆后，为了统一全国猪鬃的调配，出台了《全国猪鬃统销办法》，并且创立了四川畜产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力争对猪鬃实行统购统销，由古耕虞担任该公司总经理。古耕虞也不负众望，利用自身在业界影响力聚集大批社会实业家服从国家大局，要不低价出售手中的猪鬃给国民政府，要不自身打通出口渠道，将其转换为国内急需的军用品。仅仅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我国收购的猪鬃就为出口创造了3000多万美金的外汇，为战争提供了巨大的物资保障。连我党中央领导人周总理都盛赞古耕虞是一名为抗战立下大功的出色爱国者。他的名声也终于响彻海内外，掌控了全国八成以上的猪鬃出口，虎牌猪鬃也成了我国的驰名商标，财富也急剧增长，最高的排名甚至能达到全国前十。但这也让时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非常眼馋。

孔祥熙顾及自己的身份，不愿意亲自出面，就让当时的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的妹夫朱文熊来商办此事。朱文熊是个很有自信的人，他以为只要报上孔祥熙大名，就会让古耕虞把手头业务全部老实交给自己，但他低估了古耕虞创立民族品牌的决心，古耕虞好酒好茶招待他，却怎么也不答应收购转让一事。朱文熊立刻暗中注册一家叫“合中”的公司，与古耕虞抢生意，古耕虞知道有人跟自己对着干后，悄悄减少收购猪鬃的规模，甚至连续几个白天都关门停业，但暗地里联络了所有熟络的商户，允诺他们收益提高，但只能给自己提供最优品，其余的次品或者淘汰品全部卖给朱文熊。而朱文熊对此没有察觉，以为古耕虞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自己一出现就让他生意变得冷清，而自己店面却异常热闹，等朱文熊收购了几千箱猪鬃后，发现古耕虞门店只有区区几十箱（明面上），他以为自己稳赢了，立刻将这几千箱猪鬃运往英国销售，他认为自己已经打败古耕虞，成了该领域龙头老大，获得垄断权，就给英国人报了一个很高的价格。古耕虞见他上当了，立刻派人悄悄将几百箱猪鬃运往英国，并且报价只有朱文熊一半多，英国人为了谨慎起见，买了两者的一部分货物，验货时，发现朱文熊报价很高，货品质量实际很差，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耕虞报价不高，而质量却都是上乘，二者孰强孰弱一经对比立刻揭晓。英国人不但将古耕虞几百箱猪鬃照单全收，还将朱文熊告上了法庭，因为按照英国当地法律，朱文熊的烂货还报了虚高价格，属于欺诈行为，需要将所有货物扣押并且赔偿全部金额。这下朱文熊彻底傻了眼，自己哪有钱赔上千万美元的罚款，此事惊动了孔祥熙，他专程来到英国协商此事，英国人态度坚决就是要他赔钱，但是孔祥熙也是个吝啬的人，不愿意赔此巨款，后来还是在“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的斡旋下，孔祥熙赔了一部分钱才调停此事。抗战胜利后，古耕虞同美国财政部司长马海德展开合作，在美国本土创立畜产公司的分公司，命名为“海洋公司”，在几年时间里，他所经营的公司每年营业额都能达到1000多万美元，这个时候的虎牌猪鬃不仅达到出口美国总量的七成，还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猪鬃品牌，至此，他成为中国工商界五巨子之一的“猪鬃大王”。他虽然成为了一名富商，但思想觉悟很高，曾对《商务日报》专访记者说道：“我希望中国必须停止内战，和平建国，站在我们老百姓的立场上看，今天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和平，只有一切安宁了，农民才能种田，工人才能务工，商人才能做生意，如果哪个政党违背人民的意愿，最终都会失败！”

他的这番发言无疑表明了自己在今后政局走向上与共产党保持高度一致。也难怪他有这种想法，毕竟周总理多次与他单独见面，古耕虞被总理温文尔雅的气质所折服，而蒋介石却连自己的名字都没听过，并且在战争年代还要处处受到这些官僚资本的压迫，非常不人道，他对两党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国民党不断把我推出去，而共产党不停地拉我进门！”等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再次与古耕虞会面，周总理希望让古耕虞全权管理国内的猪鬃市场，古耕虞受到如此礼遇激动地说道：“总理，我愿将家中三代经营的所有家当，毫无保留地交给国家，包括公司有千万美元资金，厂房，办公楼，大批猪鬃，畜产品和古青记的虎牌商标！”周总理笑着说：“这件事要从长计议，我没有考虑到你说的这些，日后由相关主管部门研究好了再定！”古耕虞满怀感动，后来回忆道：“新中国刚刚成立，一切事项都刚刚起步，总理如此器重我，让我管理全国的猪鬃市场，我为什么不接受呢？诚然，我手中有一根柳条，但它比起新中国锦绣江山，满园春色，又算得了什么呢？”1950年6月，古耕虞来到北京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受到毛主席亲切接待，主席交给他一个绝密任务：“去美国推销我们的猪鬃，换购成国内需要的工业物资！”古耕虞想都不想就同意，虽然他心里清楚这事要是被台湾和美国情报人士知晓，不仅这生意做不成，还会危及自身性命，带回不了物资，但是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这份爱国热情，主席的任何要求他都会答应。他去往美国后，经过多年的推销经验，用很短时间就销售了70多万磅猪鬃，为国内运回大量例如医用物资，汽车轮胎等国内急缺的物资。首战告捷且没有任何敌人发现，实在是让人兴奋，周总理和毛主席都夸赞古耕虞不愧是中国红色资本家。截至1950年10月，古耕虞利用短短4个月时间就销售了近1000万磅猪鬃，为祖国换购了大量外汇和战略物资，为已经展开的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物资和资金支持。

11月的一天，古耕虞在美国纽约一处度假胜地结识了美国商务部贸易处处长，该处长对古耕虞说将要从中国大陆花巨资购买300万磅的猪鬃，现场有一个华侨全程听了他们的对话，其真实身份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第三组组长郑彦棻（fēn）。他认为美国是想在朝鲜战争打持久战，所以才会囤积猪鬃这类战略物资，他立刻回到台湾向蒋介石汇报了此事，可谁知蒋介石根本不知道古耕虞是何人，郑彦棻只得和蒋介石说了古耕虞的传奇经历，蒋介石长叹一口气，说道：“这个人为什么没有来台湾，算了，他现在的行为就是为共产党卖命，必须要对他采取措施，不过美国人既然愿意和他做生意，说明他们也是睁只眼闭只眼，事情不要做得太绝，否则让大家难堪！”郑彦棻接着问道：“那他要是执迷不悟呢？”蒋介石提高音量：“那就直接杀了，不过处理要干净点！”郑彦棻接到命令后让手下一名叫涂涛声的人去执行任务，涂涛声也是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中各项训练成绩名列前茅的老家伙了。他想给古耕虞一个下马威，给后者写了一封恐吓信并寄有一把带血的小刀。但古耕虞自小就同恶势力作斗争，继续从国内调来猪鬃换取外汇，涂涛声见自己被忽视，直接想动手解决古耕虞，但是发生了突发事件。原来是美军被志愿军打得节节败退，杜鲁门拿中国政府没辙，只能冻结在美国的所有中国大陆资产，并且也不允许美国船只驶向香港，古耕虞急得团团转，只能找专门审批解冻资金的官员，但该官员已经被涂涛声行贿，拒绝为其解冻，古耕虞理直气壮地说道：“先生，我做的是合法生意，为何还不替我解冻？”

那人说道：“你与共产党秘密联络，这笔资金不能解冻！”古耕虞说道：“你要是有什么证据就摆在台面上来，你们不是最注重人权吗？现在是什么意思？”那人只好说限定一段时间，拼命去找寻古耕虞和我党领导人的关联，可每次古耕虞同他们会面都是秘密进行的，到头来，他没有找到任何痕迹，加上美国人急需猪鬃这类战略物资，短期内这么大的空缺无人能替代，便在事发的三周后解冻了古耕虞的全部资金。不过美国政府附带了一个条件，即必须把猪鬃优先供应给美国，只有美国不要的残次品才可以卖给别国。这个条件让古耕虞乐开怀，他正求之不得。为了保险起见，古耕虞将解冻的资金第一时间转回国内。而涂涛声则制定了一系列的暗杀计划都被古耕虞因各种原因巧妙躲过，美国政府得知此事后，特意向蒋介石发出警告：不可再动古耕虞，否则猪鬃就无从取得！蒋介石也只好将此事作罢，眼睁睁地看着大陆获得大量外汇和战略物资，古耕虞可以说是抗美援朝战争的大功臣，正是有他的不惧危险，倾力销售，才为前线战场提供大量难能可贵的物资，作为一个爱国商人，我们必将永远铭记他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