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施复亮先生诞辰100周年。施先生是我国早期的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1921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在大学教过书，写过数十篇经济论述，翻译过不少日文进步书刊，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领导人之一，也是我的启蒙导师。

我认识施先生，是1943年我大学毕业之后，踏上社会的第一站，由于求知欲，年纪又轻，想在经济研究方面有一得之见来报国，于是毛遂自荐，写信给施先生，要求到他领导的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后经川大保送到省行，因而得和施先生共事达三年之久。其时正是对日抗战的末期，国民党政府不仅在政治上、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表现贪污无能，而且特务横行，嘴里喊实施宪政，实际上毫无民主气氛，他们把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看作比争取抗战胜利还重要。我当时对蒋介石集团虽然极端不满，但也只是失望，痛恨而已，思想上还不能很正确地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在施先生的教导和耳儒目染中，思想才有所提高。

省行经济研究处的工作，主要是出版一本《四川经济季刊》。全处20余人，大部分是进步分子，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实际上是做了掩护地下党的工作。我在该处任图书资料科副科长，负责“季刊大事记”，兼做施先生的联络秘书，为他整理资料，搜集情况，传递信息等事宜。施先生是搞政治的，他利用“季刊”做了许许多多民主活动的工作，我曾跟随他跑重庆沙坪坝高教区和金融界，他借组稿、送书等机会和许多著名教授、学者、专家、经济界代表人士接触，和他们谈论时势、交换政治见解；宣传民建的政治主张等。有时候彼此谈得很投机，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经过争辩，加深了相互认识，不少成为战友，民建早期入会的一些教授、学者，知识界、金融界人士，大多和施先生交换过政治观点，然后由他介绍入会，以后他们都成为民建会的中坚分子。施先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篇，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弄得校长撤职，他被开除。这场大波激起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把中国革命推进了一大步。施先生1920年就参加了革命，曾任共产党日本小组负责人，1922年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但由于和党内部分人意见不一，而离开了党，成为他终身憾事。有人背后非议他，有些人对他有看法。有一次我和施先生一道送《季刊》给冀朝鼎先生（孔祥熙的秘书长），冀先生一坐下来，看到是施先生，就下了逐客令，说：“请立刻把书带回去，以后再也不要来了”。我心中既尴尬又纳闷，平时冀先生对我很热情，这次不知怎么搞的，是不是与施先生一道去的缘故？而施先生却一声不响地就离开了，我心里闷闷不乐，几次向施先生提起此事，他仍一言不发（解放后，我才知道冀先生是中国地下党员）。

施先生对工作任劳任怨，对革命事业满腔热情。他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仍始终追随共产党，不因生活困苦，而屈膝于国民党，来求得一官半职。他常对省经研处同仁表示：“我愿为革命忍受任何攻击，中伤和谩骂也在所不惜”。我们和他相处的日子里，觉得他是一位治学严谨、道德品质高尚、但秉性耿直的长者。在他认为是原则性问题的，他是决不让步的。记得我和他在民盟一道开会，有一次在讨论盟的政纲时，施先生同民盟领导人争论得不可开交，以至拂袖而去。在民建，他和章乃器同志也常有争论，但他是对事而不对人的，以后，他和这些同志仍一往如故，友好相处。我们既崇敬他又怕他，背后称他“施老夫子”，他知道后对我们说：“我愿意永远做一个‘书呆子’，希望从学术上有所贡献于社会。”1947年，施先生到上海，先住在北火车站他夫人钟复光同志工作单位的一间小屋里，他本人找不到工作，生活很困难，但仍为民建发展组织开展工作，以清茶淡饭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客人，向他们宣传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国民党统治的末日即将到来，鼓励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树立信心。后来，钟复光被解职了，连小屋也没有了，他就在报上刊登了租房启事。有一位叫周庚的主动与他联系，把他全家接到自己家中住，不但不收房租，而且还经济接济他，使他能免除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反蒋反美的革命斗争中。当时，蒋介石正在筹划重新组织旧政协，企图拉拢民主党派，民盟的某一主要领导人中了敌人的圈套，有意接受国民党的特殊待遇，已住进广慈医院的高级病房，眼看民盟将分裂，施先生就去找张澜（民盟主席），张澜听了施先生的情况介绍后，以主席身份宣布：民盟坚决不跟蒋介石走。张澜又委托施先生把此决定转告这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才正式表示不接受国民党的优待，粉碎了国民党分裂民盟的阴谋。

1949年，施先生参加第一批南下部队，来到刚解放的大上海，民建会立即组织报告会，请他在原八仙桥青年会作演讲，参加者大都为民建工商、金融界的成员，礼堂里座无虚席，施先生身穿草绿色军装，精神焕发、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对工商界的政策，使全场听众受到极大的鼓舞，稳定了人心，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施先生出身于农民家庭，家境困苦，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在重庆期间，每逢过年过节，有许多处内单身同事，仍住在宿舍中，施先生总要从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些钱买水果、花生、糖果招待大家，文娱中，自己演唱程砚秋的京戏片段，他的小儿光南既唱又舞，并祝大家新年或节日快乐幸福。解放后，施先生担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他感到这是党对他的最大信任，他常说：自己为人民做得事太少了，而党给他的却是太多，于是更加努力工作。条件好了，他仍然保持着原来廉洁、朴素的作风，节衣缩食，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和人民，如在抗美援朝、三年自然灾害、河北遭受大水灾、邢台发生大地震……都有他的捐款，每次少则几千元，多至上万元。尤其是当毛主席宣布抗美援越时，施先生又将历年积蓄的2万元亲自送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转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施先生的这种爱国举动是十分感人的。施先生对子女的教育是很严格的，要求他们也要艰苦朴素，自谋生活，大儿子洪雨很早就送到四川当工人，女儿月明在浙江金华当教师。他为个人私事花费比较大的钱款可能只有唯一的一次，那就是为小儿子施光南创造条件，使其尽快成材，化了2000多元买了一架钢琴，他逢人便说这是我平生“大奢侈”的事情。可以说，施光南的成材也有施先生的大功劳。

由于施先生长期积劳成疾，最后瘫痪，在家养病数年。但他没有一天不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建，总想再为党工作。我们到北京去，总要去探望他，他要我们谈谈上海的情况，关心在上海的老同志、老战友。1970年，值文革中期，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正在嘉定县纪王乡劳动时，从广播中传来施先生逝世的噩耗，我们都为之悲痛，眼泪潸然而下，颇为先生一生坎坷的道路而哀叹。今天在缅怀施先生诞生100周年之际，伟大的祖国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伟大理论旗帜，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施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正在实现。我谨以此文来抒发对施先生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