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先贤:怀念尊师施复亮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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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施复亮先生诞辰100周年。施先生是我国早期的一位革命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他1921年就参加了共产党,担任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第一任书记,在大学教过书,写过数十篇经济论述,翻译过不少日文进步书刊,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领导人之一,也是我的启蒙导师。

我认识施先生,是1943年我大学毕业之后,踏上社会的第一站,由于求知欲,年纪又轻,想在经济研究方面有一得之见来报国,于是毛遂自荐,写信给施先生,要求到他领导的四川省银行经济研究处工作,后经川大保送到省行,因而得和施先生共事达三年之久。其时正是对日抗战的末期,国民党政府不仅在政治上、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表现贪污无能,而且特务横行,嘴里喊实施宪政,实际上毫无民主气氛,他们把镇压人民民主运动看作比争取抗战胜利还重要。我当时对蒋介石集团虽然极端不满,但也只是失望,痛恨而已,思想上还不能很正确地看到中国人民的伟大力量,在施先生的教导和耳儒目染中,思想才有所提高。

省行经济研究处的工作,主要是出版一本《四川经济季刊》。全处20余人,大部分是进步分子,有的是中共地下党员,实际上是做了掩护地下党的工作。我在该处任图书资料科副科长,负责“季刊大事记”,兼做施先生的联络秘书,为他整理资料,搜集情况,传递信息等事宜。施先生是搞政治的,他利用“季刊”做了许许多多民主活动的工作,我曾跟随他跑重庆沙坪坝高教区和金融界,他借组稿、送书等机会和许多著名教授、学者、专家、经济界代表人士接触,和他们谈论时势、交换政治见解;宣传民建的政治主张等。有时候彼此谈得很投机,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经过争辩,加深了相互认识,不少成为战友,民建早期入会的一些教授、学者,知识界、金融界人士,大多和施先生交换过政治观点,然后由他介绍入会,以后他们都成为民建会的中坚分子。施先生早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在《浙江新潮》发表“非孝”篇,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弄得校长撤职,他被开除。这场大波激起了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把中国革命推进了一大步。施先生1920年就参加了革命,曾任共产党日本小组负责人,1922年被选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但由于和党内部分人意见不一,而离开了党,成为他终身憾事。有人背后非议他,有些人对他有看法。有一次我和施先生一道送《季刊》给冀朝鼎先生(孔祥熙的秘书长),冀先生一坐下来,看到是施先生,就下了逐客令,说:“请立刻把书带回去,以后再也不要来了”。我心中既尴尬又纳闷,平时冀先生对我很热情,这次不知怎么搞的,是不是与施先生一道去的缘故?而施先生却一声不响地就离开了,我心里闷闷不乐,几次向施先生提起此事,他仍一言不发(解放后,我才知道冀先生是中国地下党员)。

施先生对工作任劳任怨,对革命事业满腔热情。他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仍始终追随共产党,不因生活困苦,而屈膝于国民党,来求得一官半职。他常对省经研处同仁表示:“我愿为革命忍受任何攻击,中伤和谩骂也在所不惜”。我们和他相处的日子里,觉得他是一位治学严谨、道德品质高尚、但秉性耿直的长者。在他认为是原则性问题的,他是决不让步的。记得我和他在民盟一道开会,有一次在讨论盟的政纲时,施先生同民盟领导人争论得不可开交,以至拂袖而去。在民建,他和章乃器同志也常有争论,但他是对事而不对人的,以后,他和这些同志仍一往如故,友好相处。我们既崇敬他又怕他,背后称他“施老夫子”,他知道后对我们说:“我愿意永远做一个‘书呆子’,希望从学术上有所贡献于社会。”1947年,施先生到上海,先住在北火车站他夫人钟复光同志工作单位的一间小屋里,他本人找不到工作,生活很困难,但仍为民建发展组织开展工作,以清茶淡饭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客人,向他们宣传中共的各项方针政策和国民党统治的末日即将到来,鼓励他们为新中国的诞生树立信心。后来,钟复光被解职了,连小屋也没有了,他就在报上刊登了租房启事。有一位叫周庚的主动与他联系,把他全家接到自己家中住,不但不收房租,而且还经济接济他,使他能免除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反蒋反美的革命斗争中。当时,蒋介石正在筹划重新组织旧政协,企图拉拢民主党派,民盟的某一主要领导人中了敌人的圈套,有意接受国民党的特殊待遇,已住进广慈医院的高级病房,眼看民盟将分裂,施先生就去找张澜(民盟主席),张澜听了施先生的情况介绍后,以主席身份宣布:民盟坚决不跟蒋介石走。张澜又委托施先生把此决定转告这位领导人,这位领导人才正式表示不接受国民党的优待,粉碎了国民党分裂民盟的阴谋。

1949年,施先生参加第一批南下部队,来到刚解放的大上海,民建会立即组织报告会,请他在原八仙桥青年会作演讲,参加者大都为民建工商、金融界的成员,礼堂里座无虚席,施先生身穿草绿色军装,精神焕发、热情洋溢地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和共产党对工商界的政策,使全场听众受到极大的鼓舞,稳定了人心,更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了解。施先生出身于农民家庭,家境困苦,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在重庆期间,每逢过年过节,有许多处内单身同事,仍住在宿舍中,施先生总要从微薄的薪水中拿出一些钱买水果、花生、糖果招待大家,文娱中,自己演唱程砚秋的京戏片段,他的小儿光南既唱又舞,并祝大家新年或节日快乐幸福。解放后,施先生担任劳动部第一副部长,他感到这是党对他的最大信任,他常说:自己为人民做得事太少了,而党给他的却是太多,于是更加努力工作。条件好了,他仍然保持着原来廉洁、朴素的作风,节衣缩食,把节省下来的钱全部无偿地捐献给国家和人民,如在抗美援朝、三年自然灾害、河北遭受大水灾、邢台发生大地震……都有他的捐款,每次少则几千元,多至上万元。尤其是当毛主席宣布抗美援越时,施先生又将历年积蓄的2万元亲自送交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转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施先生的这种爱国举动是十分感人的。施先生对子女的教育是很严格的,要求他们也要艰苦朴素,自谋生活,大儿子洪雨很早就送到四川当工人,女儿月明在浙江金华当教师。他为个人私事花费比较大的钱款可能只有唯一的一次,那就是为小儿子施光南创造条件,使其尽快成材,化了2000多元买了一架钢琴,他逢人便说这是我平生“大奢侈”的事情。可以说,施光南的成材也有施先生的大功劳。

由于施先生长期积劳成疾,最后瘫痪,在家养病数年。但他没有一天不在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建,总想再为党工作。我们到北京去,总要去探望他,他要我们谈谈上海的情况,关心在上海的老同志、老战友。1970年,值文革中期,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正在嘉定县纪王乡劳动时,从广播中传来施先生逝世的噩耗,我们都为之悲痛,眼泪潸然而下,颇为先生一生坎坷的道路而哀叹。今天在缅怀施先生诞生100周年之际,伟大的祖国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伟大理论旗帜,把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施先生为之奋斗的崇高理想正在实现。我谨以此文来抒发对施先生的怀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