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先生是中国著名教育家，生于1878年，字任之，上海川沙人，1917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1940年参与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主要负责人。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傅斯年、左舜生等一行6人，作为参政员的代表，在中共中央的欢迎和蒋介石的同意之下，从重庆九龙坡机场飞到延安。当毛泽东在机场和黄炎培握手时，毛泽东说：“我们20多年不见了！”黄炎培一下感到很愕然，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1920年5月的一天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在演说中说中国100个中学毕业生，升学的只有多少，失业的倒有多少多少，这一大群听众中有一个毛泽东。”“嗬，原来如此。”黄炎培恍然大悟，连连称道：“好记性，好记性！”

第二天下午，黄炎培等6人去会见了毛泽东。开始几小时，黄炎培等与毛泽东等几乎都是闲谈，大家都很随便。随后，褚辅成简略说明来意，黄炎培等5人便一一发言，充分说明他们对国际国内大局前途的看法。当谈到国共双方商谈的门未关时，毛泽东就接过话题说：“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大石就是国民大会。”

黄炎培觉得自己的看法与毛泽东倒是相同的。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朱德、林伯渠来到黄炎培等住的招待所，共同商定两点：（一）国民大会停止举行；（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毛泽东除好诗词之外，也好书法，在少年时代，他就爱好王羲之的字。1959年，他不再担任共和国主席的职务，退居二线。这时，他休息时便练练书法，好像是有意陶冶性情似的。

再说这黄炎培老先生，一辈子克勤自俭，奉公廉洁，生活极其朴素，惟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他视如命根，珍藏多年。当毛泽东知道了这一国宝后，也很想一睹为快，便想向黄炎培借阅一下。

如果是其他人来借这本真迹，黄炎培或许要考虑一下；当他听说毛泽东要借这本真迹，当然一口应诺，答应借一个月。毛泽东一拿到这本王羲之的真迹，也是如获至宝。在这一个月中，他只要工作一停下来，便翻开这本真迹，左看右看，爱不释手，一会儿凝视着字迹仔细琢磨，一会儿又提起毛笔，对照着练习。有时练到兴头上，连警卫员叫他吃饭都叫不应。

或许是这本真迹太珍贵，或许是黄炎培本人太珍惜的缘故，似乎借给毛泽东也有点不放心，出手才一个星期，他便频频打电话来询问。有一次电话打到值班室，正逢毛泽东的警卫员尹荆山接电话，只听黄炎培在电话中问：“我借给主席的那本王羲之真迹，主席看完没看完？什么时候还？”“这……”尹荆山迟疑了一下，“这情况我不太清楚，我给您问一下。”

于是，尹荆山便借给毛泽东倒茶的机会，对毛泽东说：“主席，黄炎培那边又来电话了。”

“嗯？”毛泽东掀起眼皮，淡淡的眉毛开始收拢。

“他们……”尹荆山顿住了，知道毛泽东有点不愉快，不知怎么说才好，过一会，才吞吞吐吐地说：“他们……又催呢。”

“怎么也学会逼债了？不是讲好一个月吗？我给他数着呢！”毛泽东一听，便知是为那本真迹事。顺便将手中的烟嘴摔到桌子上。因为当时赫鲁晓夫正在逼债，所以毛泽东随意说了这个话。

“主席，”尹荆山见毛泽东这个动态，怕他生气，连忙解释说，“他们，他们不是催要，是问问。就是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我看！”毛泽东喝口茶，重新拿起烟嘴，语气转缓和一些了，“到一个月不还，我失信。不到一个月催讨，他们失信。谁失信都不好。”

可是，过不多久，黄炎培又打电话来了。因为上次询问没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所以这次电话竟一直打到毛泽东那儿。毛泽东只得抓起了电话。

黄炎培在电话中一听是毛泽东的声音，便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到最后，他还是问了那本真迹。

毛泽东在电话中问道：“任之先生，一个月的气你也沉不住吗？”

此后，毛泽东便更加抓紧地研读从黄炎培那儿借来的“国宝”。

一个月快到了，毛泽东将王羲之那本真迹用木板小心翼翼地夹好，交给尹荆山，郑重地关照说：“送还吧，零点前必须送到。”

尹荆山说：“黄老那边已经说过，主席只要还在看，尽管多看几天没关系。”

毛泽东摆摆手，说：“送去吧，讲好一个月就是一个月，朋友交往要重信义。”

扩展阅读：

1959年，黄炎培给毛泽东打电话“催债”，毛泽东：不够朋友够英雄

前言

黄炎培，是晚清时期的末代秀才，是远近闻名的“江南才子”，他曾经创办过我国第一所正规职业学校——中华职业学校，是中国职业教育的先驱。

作为一名爱国的民主主义人士，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延安之行

1945年2月，国共谈判陷入僵局，5月，黄炎培读到了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一文，深受鼓舞，认为和平之门还没有彻底关上。

6月，他和章伯钧、诸辅成等7位参政员联名给毛泽东、周恩来打了电话，希望能够早日恢复国共谈判，实现国内和平。

延安方面很快就回电了，表示愿意商谈，并说欢迎他们到延安做客，可以当面交换意见，7月11日，黄炎培一行乘专机由重庆飞往延安。

延安，对于黄炎培来说，只是一个存在于传说的地方，在重庆的时候，他对延安的了解都是在国民党的报纸上。

国民党外事局副局长曾经发过一篇《访延安报告》的文章，通篇都是“主义不合国情，作风不符人情，言论不自由”等污蔑性言语，黄炎培看过文章后，并未当真，他坚信百闻不如一见，只有自己看到的，感受到的才是真相。

于是，67岁的他不顾众人反对，冒着随时会被敌机轰炸的风险，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去到延安，在延安机场，黄炎培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热情欢迎，从这些人的脸上，黄炎培一点看不出国民党报纸中所述的“凶神恶煞”。

在延安待了5天，给黄炎培带去诸多震撼，延安没有一寸土地是荒芜的，也没有一个游手好闲、褴褛污秽的人，老百姓的衣服破旧但干净，脸上带着善良乐观的微笑，气色红润，朝气蓬勃，这些都是黄炎培在除延安之外的地方，所没有见到过的景象。

刚到延安的时候，黄炎培还带着点紧张，很快，他就发现这里的人有着空前的自由，不仅他们一行人想去哪去哪，想看哪看哪，就连老百姓，也是没有任何束缚，绝对自在的。

这里的大官完全不像重庆的大官一样飞扬跋扈，他们普通地在大街上行走，熟稔地跟乡亲们谈笑生风，就连毛泽东，也能若无其事地站在人群里面，去观看一场联欢晚会，没有人会把这当做什么吃惊的事情。

有一回，黄炎培和毛泽东聊天，毛泽东问他在延安感觉怎么样，黄炎培坦率提出了一个自己长期思考但未能解决的问题，那就是不少朝代和团体总是在创业初期艰苦奋斗，功成名就后就容易松懈腐化，“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是略微了解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乐观而肯定地回答，“我们已经找出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回去后思考了很久，“我想，这话是对的，用民主来打破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延安之行让黄炎培对共产党的认知和感情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过去，他觉得自己是不偏不倚的，如今，不管是思想上，还是感情上，黄炎培都明显倾向共产党一边，“延安五天当中所看到的，是距我理想最近的，我自己也不明白，因为他们现在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些都是我多年的主张。”

回到重庆后，他迫不及待地将这些经历分享给亲朋好友，他常挂在嘴上的一件事，就是在延安下了飞机，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就跟他说，“知道吗？我二十多年前就认识你了，1919年在上海听过你的报告。”言语间，黄炎培满是骄傲和认可。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延安，黄炎培接受了朋友们的建议，决定写本书，8月10日，由夫人姚维钧整理并执笔的《延安归来》正式出版。在书中，黄炎培热情赞颂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革命根据地，并说他们“前途希望是无限的”，然而，这本书被国民党列为了禁书，而黄炎培也因为这本书付出了代价。1946年1月26日，特务闯入了黄炎培在重庆张家花园的家，当时，黄炎培正在政协开会，家中只有怀孕八个月的妻子。1949年，黄炎培的二儿子黄竞武因阻止国民党往台湾运送黄金被特务抓走，消息传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下令：要周恩来、李克农不惜一切代价，甚至花重金营救。然而，黄竞武宁死不屈，最后被特务打断腿活埋了。

做人民的官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欣然从命。过去，北洋政府曾经两次邀请他做教育总长，蒋介石也有想要拉他入朝做官的意思，可黄炎培通通拒绝了，当时，袁世凯还送了他八个字，“与官不做，遇事生风。”如今，已经71岁的黄炎培竟然答应了，就连他的亲生儿子都觉得不可思议，有一回，儿子黄大能就很直白地问了他这个问题。黄炎培给儿子讲了周恩来动员他的经过，“以往不愿意做官是不愿意入污泥，如今，我是在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1950年10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抗美援朝的决定，11月4日，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联合发表声明，支持全国人民保家卫国的自愿行动。

在支持的同时，黄炎培也有担心，中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战争，如今元气尚未恢复，马上又要投入战争，而且人民当中反美的情绪没有反日那样强烈，加上国民党残余势力犹存，需要面对的舆论太多。10月31日，在民建中央召开的常委会上，黄炎培针对工商业人士中一部分亲美崇美恐美的思想作出指示，“当前的局势、事实，已经证明了美帝国主义的野心正在一步步逼近，我们除了信任毛主席的领导和决策外，各界人士也应该负起宣传的责任来协助政府，对麻痹的人要给他们刺激，唤起他们真正愿与人民一起共患难的觉悟。”随着捷报不断传来，黄炎培的担忧消失了，美帝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黄炎培由衷地为共产党和可爱的战士们感到骄傲。期间，黄炎培多次致信毛泽东，献计献策，还通过自己在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做了不少支援前线的宣传工作，不少工商界的爱国人士向前线捐献了飞机大炮。

抗美援朝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开始在解放区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深受封建剥削之苦的劳动人民自然是扬眉吐气，而地主豪绅却充满了担忧和仇视。所以，黄炎培在这段时间，收到了不少地主告状的信件，因为不明真相，黄炎培向毛泽东转达了这些意见。毛泽东没有说太多道理，只是在1950年下半年，频繁地给黄炎培寄去土改材料审阅，还把时任中共苏南区委书记的陈丕显介绍给他。向陈丕显了解过基本情况后，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黄炎培决定下乡考察，1951年1月19日，黄炎培到了苏南农村。当时，苏南农村的条件非常艰苦，考察团住的地方是一间简陋的小土房，为了照顾年迈的黄炎培，大伙决定把屋里唯一的一张木板床给他，其余人露宿房檐下。黄炎培当然不肯，招呼大家进屋一起睡，还出去找了砖头，为大家搭铺，美其名曰，要和年轻人们打成一片。

经过半个多月的考察，黄炎培回到北京，亲自写了《访察苏南土改报告》，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报告了考察结果。报告开头，黄炎培就肯定道“我们考察到的苏南土改，认为基本上是办得好的，好在哪里？农民站起来了！”文章中，也说了一些存在的问题，就是群众在几千年的专制高压下被解放出来，行动上容易过火，好在政府已经做出纠正，最后，黄炎培说，“每个人都在想搞好，大体上来说，已经搞好起来了。”1953年，国家开始对粮食实行统购统销政策，由于农村千百年来都是自由支配粮食的习惯，导致一部分农民对这项新政策不清不楚。1955年春天，黄炎培收到消息，说不少地方开始“闹粮”，他忧心忡忡地给毛泽东写了信，说粮食问题很严重。

4月26日，他又给陈云写了信，转交给彭一湖一份反映湖南农村粮食问题的报告，为了查明详情，黄炎培趁着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常委分赴各地视察的机会，再度南下。毛泽东致信黄炎培，提醒他，“先生此次去下乡，望注意用全面分析方法。”6月2日至20日，黄炎培辗转各地，听取了当地负责同志的汇报，还直接向农民了解情况，发现“闹粮”的情况和自己所想相距甚远。“闹粮”问题当中，是有真正缺粮的，但只有不到5%，大多数则是地主、富农和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而且，农民们对于生产的积极性是非常高的，对于统购统销也是满意称赞的，回去的路上，黄炎培感觉一块石头落了地，情况比自己想象的要乐观不少。回到北京后，黄炎培亲自整理了一份《江苏视察报告》送到毛泽东那里，他还主动做了检讨，说前段时间对缺粮的看法是错误的，以后要全面分析情况，随时纠正过去的错误和看法，不过黄炎培也说，“但我还是会知无不言，我认为应该这样做，知无不言，有错必纠。”

向毛泽东“催债”

1959年，毛泽东辞去了国家主席的职务，退居二线后，虽然重大事情仍然需要他点头，但是政务方面的事情少了很多，也让他有些闲暇时间可以看看书、练练字。一次，毛泽东听说黄炎培手里有一本王羲之的真迹，便借来一阅，归还日期定为一个月后。毛泽东拿到后，爱不释手，经常拿出来翻看研究。因为是王羲之的真迹，太过珍贵，稍有一点点损坏都是无法弥补的，因此，从借出去的那一天开始，黄炎培的心就提到了嗓子眼，每天心不在焉。不到一个星期，黄炎培就坐不住了，多次打电话询问毛泽东看完了没有。接电话的是值班室，这么搞了几回，卫士尹荆山都有些没耐心了。但是，黄炎培电话打过来询问了，尹荆山不可能不汇报，有一回倒茶水的时候，他跟毛泽东说黄炎培又打电话过来了。毛泽东“嗯？”了一声，抬起头问道，“不会是黄老又来‘催债’了吧？”尹荆山支支吾吾，毛泽东一看就知道了，“不是说好一个月吗，我每天都数着日子呢。”尹荆山赶紧说，“黄老也没有催要，是问问，问问主席还看不看。”

不过毛泽东也有自己的观点，他觉得两个人既然说好了一个月，如果到了一个月自己不还，那是自己失信，如果不到一个月催要，那是黄炎培失信，两个人不管谁失信都不好。黄炎培明白这个道理，但是他实在是太担心了，没过两天，又忍不住打了电话，这回，直接打到了毛泽东这里。电话里，黄炎培先聊了些其他事情，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绕回到了那本真迹上。毛泽东听完黄炎培的话，不疾不徐地问道，“任之先生（黄炎培字任之），一个月气你都沉不住吗？”因为黄炎培这样催要好多次，尹荆山就觉得黄炎培有点小家子气，为本书跟讨债似的催，毛泽东告诉他这本王羲之的真迹有多珍贵之后，还评价了黄炎培一句，“不够朋友够英雄”。一个月期满那天，毛泽东将王羲之的真迹，仔细的用木板夹好，小心翼翼的交给尹荆山，除了告诉他不要损伤外，还嘱咐他，一定要在零点之前送到黄炎培家，不能失信。

毛泽东为什么说黄炎培“不是是英雄”呢？因为黄炎培是有信念的人。有一回在怀仁堂开会，毛泽东也问了那个问题，“北洋政府有段时间找你做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黄炎培回答，“我的信念是看清真理所在，是绝不盲从的。”黄炎培一生都在寻求真理，他曾经参加过同盟会，但后来觉得并不是真理所在，至于国民党，更是鱼龙混杂，他自始至终没有考虑过加入国民党，到了1945年延安之行，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理。黄炎培一旦认定自己找到了真理，就有强烈的献身精神，全国解放以后，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将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带入社会主义的轨道。黄炎培利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和威望，配合中共中央做了不少特殊且不可或缺的工作。1955年11月，黄炎培因病住院，念念不忘的还是社会主义的大事，他在病榻上给毛泽东写信，“我准备这副老机器恢复活动力后，重新投入战斗部队，为光荣的执行主席又一次对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珍贵指示而努力。”很快，毛泽东回复，“工商界改造工作有进步，令人欣慰......望注意保养，早日恢复健康。”

1961年五一晚会后，黄炎培感慨万千，写下一首诗，“千山万水我何曾，解放追随愧此生。双鬓斑斑知未晚，大群改造作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