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毅仁，我国现代民族工商业者的杰出代表，卓越的国家领导人，伟大的爱国主义、共产主义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建中央第一至五届常委，全国工商联原主席，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创始人。荣毅仁把个人前途和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历经磨难、不改初心，为国家强盛、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作出了重要贡献。

出身不凡 历练有成的“创二代”

荣毅仁1916年5月出生于江苏无锡一个著名的工商业家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创二代”。他的伯父荣宗敬、父亲荣德生是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著名实业家。19世纪末，兄弟俩从江苏无锡荣巷出走，钱庄学业，石磨起家，靠着聪慧的头脑、扎实的经营，在旧中国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残酷挤压的“夹缝”中，兄弟同心、兴办实业，艰难闯出了一条路。他们以面粉、棉纱工业作为自己的投资目标，以少分红利、厚积资金，“肉烂在锅里”的办法扩大规模再生产，到1921年，荣氏兄弟经营开设的面粉厂就有12个，分布在上海、无锡、汉口、济南等地，日产面粉能力达76000袋，占当时全国民族资本面粉厂生产量的31.4%。荣毅仁出生的那年，他们在上海创办的一家拥有30万资本金的申新纺织公司，正式投产、连年盈利。全盛时期，荣氏家族曾拥有12个面粉厂和9个纺织厂，以及其他一些附属企业，是近代中国有名的“面粉大王”和“纺织大王”，被毛泽东誉为“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

荣毅仁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却没有被培养成四体不勤的“大少爷”。他的父亲荣德生对子女的教导非常严厉，荣毅仁曾回忆，在暑寒假期间，父亲不许他们闲逛玩乐，而是安排他们去工厂实习、干活。他说：“我下厂劳动，什么都干，还钻到机器下面去修理。父亲还经常来查我的岗，怕我旷工。”

荣毅仁的青少年时代正值乱世，但他得益于家庭接受了中西方文化的启蒙教育。1937年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毕业后，进入家族企业，他勤奋工作，协助父亲经营面粉、纺织和金融等事业。但这一时期，帝国列强入侵中国，国家遭难社会动荡，尤其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日货充斥中国市场，扼杀民族工业。许多工厂要么毁于战火，要么设备被强拆，原料被抢走。有的名为“租借”，实为被日寇强占。荣家的企业大多集中在上海、无锡一带，损失惨重。眼看一手创办的企业在战火中毁于一旦，三分之二的资产付诸东流，荣宗敬痛心疾首、悲愤忧思，导致突发脑出血留下病根，不到两年就病逝了。

荣德生带领家族奋发图强，可是在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里要复兴谈何容易。不幸接踵而至，荣德生还遭受了一个“生死劫”。1946年4月的一天，荣德生乘车去上海江西中路总公司处理公务，车子刚驶到弄口转角处，忽然被人拦下。拦路者掏出一张“逮捕证”往荣德生面前一晃，落款处写着“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字样。随后荣德生被粗暴推进了停在路边的另一辆轿车。匪徒先是把他禁锢在一艘小船里，第二天又改送到一幢石库门房子，关在无窗无灯的斗室，只给一点水和饭。匪徒向荣家索要巨额赎金。消息传出后，舆论一片哗然。国民党军警迫于压力进行侦缉，还对外宣称“破案”，前前后后向荣氏要去10多万“破案酬金”。实际上，荣家几经周折又花了50万美金才把荣德生赎回来。72岁高龄的荣德生在“匪窟”被关34天，精神和身体遭受了莫大的折磨。

新中国成立前夕，荣氏家族的一些人考虑迁居海外，但荣德生决心留在大陆，什么地方也不去。荣德生和荣毅仁留了下来，但企业的处境十分困难，因缺少资金和原料，到了无法开工的地步，他们苦苦支撑，等待着新中国的成立。

积极进取 矢志报国的“少壮派”

新中国成立后，荣毅仁开始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接触了方方面面的进步人士，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成为共产党的真诚朋友。在企业内部他担任了上海申新纺织印染公司总管理处总经理，带领企业恢复生产、改革重组，接受政府加工代纺任务、把企业运转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生产力有了显著提高，企业财务也有了明显好转。

1952年7月，父亲荣德生去世后，荣毅仁成了荣氏企业的实际掌舵人，他坚决拥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在国家发行胜利折实公债时，他代表申新纺织系统主动认购60万份，带动上海工商界掀起了认购热潮；他积极支持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和大量衣物。1954年5月，他响应党和政府号召，代表申新纺织公司等荣氏企业向上海市政府率先提出公私合营，在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起了带头模范作用。他积极宣传党的工商业政策，团结、引导广大工商业者听共产党话、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工商界的一面旗帜，为新中国的经济振兴作出了重要贡献，被称为“红色资本家”。1957年，他当选为上海市副市长，同时任上海市工商联合会副主任委员；1959年，中央调任他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积极贡献力量。

这一时期，荣毅仁与中共多位领导人结下了深厚情谊。1950年春，毛泽东邀请首次列席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的代表吃饭，荣毅仁也在其中，还被安排在周恩来的那一桌，周总理看到34岁的荣毅仁，诙谐地说，“喔，少壮派！”从此，这个雅号就流传开了。宴席上，毛主席鼓励大家要“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的”。荣毅仁把这些话深深地镌刻在心中，并积极付诸行动，在经济建设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表现突出。

1957年1月，陈毅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上海开展工作，在一次会议上，他还透露了一个“特殊任务”，那就是为荣毅仁助选。他说，“毛主席说，荣家是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首户，荣家现在把全部企业拿出来和国家合营，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他既爱国又有本领，堪当重任；而且凭着他的特殊身份，在国内外能起到我陈毅起不到的作用。”陈毅市长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陈毅问大家：“你们说该不该把荣毅仁选上副市长呢？”会场立即响起了掌声和笑声。荣毅仁也果然不负众望，在这个岗位上发挥了他独特的积极作用。

周恩来总理非常关心荣毅仁。1959年荣毅仁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后，要到北京工作，周总理怕他不习惯北方的生活，特地对他说，“你可以半年在北京，半年在上海”，荣表示，“到北京就在北京工作，我会习惯的”。周总理还关心荣毅仁夫人杨鉴清的进步，鼓励她出来工作，中央统战部把她安排在全国工商联家属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

殚精竭虑 创建中信公司交出满意答卷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序幕。1979年1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荣毅仁、胡子昂、胡厥文、周叔弢、古耕虞五位工商实业界代表人士，跟他们座谈交流，向他们阐述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针，表示“工商界的钱要用起来，人也要用起来”。邓小平认真听取了五老提出的建议后，对荣毅仁表达了这样的希望：要他摆脱一些其他工作，集中力量从事经济建设。由荣毅仁出面组建一家跨国公司，并由荣毅仁全权负责，从事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和进出口贸易业务，广泛与国际开展经济技术合作，希望创出一条新路来。强调“国际上资本主义有用的东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

邓小平的这番谈话，激活了荣毅仁多年未酬的壮志，他激动不已，精神百倍地迅速行动起来。也是在这次谈话半年之后，1979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中信）成立了，由荣毅仁任董事长兼总经理。

创业是艰难的，更何况国际信托投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荣毅仁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下，这位20世纪30年代即投身民族工业的“荣老板”，独树一帜，大刀阔斧地开辟出一条创业新路。公司成立第一年，就接待了来自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客人达4千多人次，国内前来洽谈业务的也有3千多人次。他积极引进外资、技术、设备，强调公司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原则，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实行现代化的科学经验管理”，他勇于创新，敢于“吃第一只螃蟹”，在国内外发行债券，开展国际经济咨询、国际租赁、房地产商品化、自办银行和收购香港银行、合资购买外国卫星并争取到我国发射等等，带领中信走出了一条敢为人先、特色鲜明的成功之路。中信是以50万元开办费起家的，但到1993年初荣毅仁离开中信时，公司的注册资金已增至30亿元，拥有资产500多亿元，并在日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设立了分支机构，与国内29个省市进行了多种形式的合作，大小项目达400多个。

作为中信的创始人，荣毅仁带领中信冲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一路披荆斩棘、高歌奋进，见证了中信不断壮大的发展奇迹，他感慨地说，“以前我们荣家几十年，搞了二十多个厂，现在（十多年）中信公司的固定资产差不多有五百多个亿，大大小小四百多个企业，将来还要发展”。言外之意，中信的成功不仅是一家企业的成功，它显示了我国改革开放伟大决策是正确的。

襟怀坦荡 平易近人的国家领导人

荣毅仁是个传奇人物，进入大众视野后，他的社会角色就一直在资本家与政治家之间切换。早年的荣毅仁是出身不凡的红色资本家，随后获得巨大的政治认可，成为上海市副市长；改革开放后他又回归“老板”本色，他领导的中信为我国树立了一个上佳的对外开放窗口；到晚年更是被委以重任，出任国家副主席，承担国家事务的管理。

荣毅仁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六、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1993年3月，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还担任过全国工商联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等职。

在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领导职务期间，荣毅仁积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和制定。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考察工业、农业、国有企业和民营、合资、合作企业，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在担任国家副主席期间，他出席各种重要国务活动，会见外国领导人和重要外交使节，出访美国、英国、日本、葡萄牙、西班牙、缅甸等国家，与不少国家的领导人和实业界知名人士结下了深厚友谊。他坚决拥护和认真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在担任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期间，积极为基本法的起草提出意见和建议。他为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为振兴中华、祖国统一作出了杰出贡献。

凡接触过荣毅仁的人都会感受到，他堂堂正正、严以律己，原则性很强，人品好，作风正派。他热爱学习，勤于思考，毛泽东主席夸他“会用脑子”。荣毅仁在国际上有特殊的影响力，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经说过，我只到过一个中国人家里做客，这就是荣家，我和荣毅仁是要好的老朋友，几乎每次到中国，我总要和几个朋友一起去荣家。不只是基辛格，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每次到北京也必定到荣家。他们同荣毅仁的私交都非同一般，在他们眼里，荣毅仁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旗手，也是一位既了解东方又了解西方的朋友。难怪叶剑英说，“荣毅仁这个优势，别人替代不了，共产党员替代不了。”

1986年,邓小平了解到荣氏家族400多位身居海外的亲属中，有不少人从事核能、电子、纺织、医学、文教等事业，作为爱国民族资本家的后代，他们像自己的祖辈一样，有强烈的爱国心、事业心，有竭尽全力为祖国多做贡献的心愿，于是就要荣毅仁把他们召集回祖国团聚一次，共谋发展之计。

这一年6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荣氏回国团聚的200多位海外亲属中的部分代表，与他们亲切交谈，邓小平说：“历史上的杨家将为民族作出了很大贡献。你们荣家，从整个历史角度看，对发展民族工业做了贡献，是有功的，是推动历史前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