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隆重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75周年，生动展现广东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会员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业的履职实践，省委会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75周年主题征文活动，共征集到各地方组织和省直支部会员、专干投稿作品115篇。省委会从中甄选了31篇编印成《广东民建纪念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75周年主题征文活动作品选集》，并在网站和微信公众号的主题征文专栏中陆续选登，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20世纪6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经称赞：“潮汕为中国革命贡献了两个经济人才，一个是理论的许涤新，一个是实践的庄世平。”这位被周总理点名的经济理论人才许涤新（1906—1988），来自广东揭阳，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是中国研究广义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人，也是影响新中国60年经济建设的100位经济学家之一。他于十年浩劫期间完成的40余万字笔记——《读〈资本论〉笔记——论社会主义的生产、流通与分配》，在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重温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今天，仍有着历久弥新的理论价值；他极具前瞻性的巨著《生态经济学探索》，则开创了中国生态经济学的学科体系，为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许涤新作为中共党员，在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见证了民主建国会的诞生，并在建国后应黄炎培请求，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历任民建总会委员会常委，民建第一、第二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常委，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四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在贫穷与欺侮中成长的经济理论雄才

1906年10月25日（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八），许涤新降生在广东揭阳县棉湖镇（今揭阳市揭西县）一个家境没落的小学教师家庭。受毕业于“韩山师范学校”的父亲许远侯影响，许涤新从小目睹农村的凋敝与自家所受的欺侮，耳闻目濡康梁改良主义思想，立志为改变社会现状与家庭困境而努力。1924年，许涤新在揭阳榕江中学（今揭阳第一中学）以榜首毕业，由于贫困无法继续求学，经人介绍到汕头“普宁旅汕小学”任教。此时的潮汕地区，正经历了彭湃领导的海陆丰农民运动带来的革命思想传播。年少的许涤新既受榕江中学的进步教员杨嗣震等影响，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又目睹由周恩来等率领的黄埔学生军军纪严明誉满潮汕，接受三民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国民党。随后他在读到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后，很快转向信仰马克思主义，加入了共青团。1926年，向往留学苏联的许涤新辗转筹措学费，入读广州中山大学预科，准备从事文学创作以拯救民智。但不过一年，时局的发展，对资本家与劳工对立的困惑以及舆论对一战的讨论，迫使他去寻找解决支撑意识形态的经济基础问题，转而研究政治经济学：

“古典主义的基础是封建经济制度；浪漫主义的基础是初期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写实主义的基础是资本主义进入成熟时期的经济制度。越学习，越引起我对于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兴趣。过去那些不能回答的经济理论问题，还是在苦恼着我，迫我在理论上去回答这些问题。至于吴稚晖、戴季陶和胡汉民等人对中国共产党的诬蔑，迫使着我将来能读懂《资本论》，以便戳穿这些反动政客的欺骗和胡说。”

从1928年起，许涤新先后入读厦门大学、上海劳动大学、国立上海商学院，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先后发表《广东经济的危机》《捐税繁重与农村经济之没落》《捐税繁重与民族产业之没落》《货币战争与货币稳定》《怎样研究资本论》《相持阶段中国经济的动态》《抗战以来两个阶段的中国经济》《广东工业的危机》《资本主义经济的危机》等经济学论文，这些文章既有经济学理论力作，也有经济学常识与解读社会经济现象的普及文章，逐渐奠定了他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界的地位。

在战云弥漫中团结经济界人士的统战活动家

1935年2月19日，在中共上海中央局第三次遭到大破坏时，由于大叛徒李竹声和盛忠亮提供线索，许涤新在法租界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才被党组织保释出狱。在狱中，许涤新相继完成《战时中国经济轮廓》《中国经济的道路》《现代中国经济教程》等著作。出狱以后，许涤新被派往武汉，参加创办党刊《群众周刊》和党报《新华日报》，后迁往重庆，长期负责中共南方局的宣传与经济组工作。由于其记者与编辑的公开身份，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政论和经济论文，并作为中共南方局经济组的负责人，重点联系经济界人士，负责向党中央提交经济调查报告。为了搜集到尽可能多且准确的财经资料，许涤新利用《新华日报》记者的公开身份，联系到了“交通银行”杨修范、“中国银行”沈镛、“重庆电子公司”陈希以、“邮汇局”黄思静、“手工业合作总社”严希纯、资源委员会杨少任及王寅生等，组成了一个由工程师、技术师和银行职员参加的七人调查会，还编辑出版了《经济问题研究资料》，搜集到了有关计划、金融、工会、厂矿、交通、粮食、农林、物价等方面的材料，为远在延安的党中央了解国统区财政经济状况提供了大量可靠资料。

尽管如此，周恩来认为，经济组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做好工商界的统战工作，许涤新回忆：

当时的重庆，下江迁来的厂家，如刘鸿生、吴蕴初、胡厥文、吴羹梅、李烛尘等人都是有影响的人物；川帮的胡子昂、潘昌猷、卢作孚也是当时有名的人物。我是经过一个相当艰难的过程，才同他们一个一个地认识。

为团结尽可能多的经济界人士，许涤新创办了“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领导了“中小工业联合会”和《自由导报》，作为南方局统委经济组的外围组织，成为经济组在社会活动上的得力助手。在团结经济界人士的过程中，许涤新也以其本人的学者风范，与经济界人士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这为他后来在上海工商界开展统战工作及建国后担任统战部副部长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46年，中共为了搞好同民族工商业家的关系，提高中上层工商业者对党和人民政府的认识，派许涤新以上海市工商局局长的名义，在中国银行楼上召开工商界座谈会，参会者300人，并首次与刘靖基、荣毅仁、郭棣活、刘念义等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见面。此后，他通过原来在重庆认识的工商界人士，结识了盛丕华、包达三、篑延芳、张絅伯、俞澄寰等上海工商界的前辈，还认识了李康年、王性尧等国货联营厂的管理者，又通过中华职教社在上海大力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和保护民族工商业政策，争取了大量上海工商界人士的支持。

许涤新不但在经济学理论研究界已卓有成就，在工商业界也有着广泛的朋友圈，这源于他丰富的经济调查研究经验。上海与战时的重庆不同，是一个工商业和金融业在全国占比非常大的城市，其工商业兼具买办性、投机性和脆弱性的特点，为了区别对待需要打击与需要扶助的对象，许涤新专门设立了调查研究组来掌握工商界的情况。比如他首先对上海最大的行业——棉纺工业进行典型调查，对有代表性的企业家编写工商人物志，接着调查主要的轻工业和机械工业，通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对上海的行业和民族资本家情况有了基本了解，并撰写成《财经情况反映》上报中央政府，为党中央争取上海的民族资本家，恢复上海工商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上海工作半年之后，周恩来又派许涤新赴香港，创办《经济导报》、新侨公司、新联公司等。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工作，又与上海明显不同。香港的华资企业，数量上以广州帮占优势，如永安公司的郭棣活家族、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简家等比较有代表性，后来郭棣活和简玉阶均加入了民建。福建的厦门帮虽比不上广州帮，但与菲律宾和新加坡等地的华侨联系密切。四川帮和江浙帮数量不多，但善于经营。针对这些不同于重庆与上海的特点，许涤新为了团结这些工商界人士，采取了用乡情关系（尤其是对广州帮）、从市场业务谈起、重视各帮社团中的秘书等手段，逐渐争取支持。许涤新回忆，在香港工商界的统战工作，最为突出的是推动成立了“工商俱乐部”——它是规模较大的公开的上层和中层工商界的集会形式。正是由于解放军节节胜利，而国民党军不断溃败，港英政府不得不为下一步打算，才容忍这个俱乐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每周聚餐座谈，宣传人民解放军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

1949年4月，许涤新离开香港进入解放区。后任上海市委委员、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上海市工商局局长等，1952年调任北京，任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副部长、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等。他利用自己长年研究中外经济积累的调查研究成果，积极参与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有关的方针政策制定、团结工商界人士，推进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尤其是其撰写的《中国过渡时期国民经济的分析》《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等著作，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时的国民经济结构与经济运行规律，作了深入的论证分析，为中央准确把握国民经济运行的趋势提供了可靠的研究参考。

多党合作背景下的民建早期领导人

许涤新1933年从国立上海商学院毕业时即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宣传与经济理论研究工作。正是他本人在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在重庆与经济界人士的交往过程，使其与初创期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作为以发展民族工商业为主旨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其政治诉求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广泛的共识，其所代表的工商业者阶层，也在民主运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支政治力量，成为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团结的对象。而民建创始人黄炎培、李烛尘、章乃器、胡厥文和施复亮等，与许涤新也有着长期密切的接触。因此，1945年日本投降后，“民建”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即在重庆举行招待会，由时任南方局经济组负责人的许涤新担任主要招待员，祝贺民主建国会的诞生。许涤新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民建）它不是南方局经济组的外围组织，但它同我们的关系是比较好的。这个组织成立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九日。它的代表人物是黄炎培、章乃器、李烛尘、胡厥文、施复亮和孙起孟。它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爱国政党……为了祝贺“民建”的成立，中共代表团在“中三路”所在地举行了一次颇为隆重的招待会。因为我对他们比较熟悉，所以作了这次招待会的主要招待员。……解放之后，周总理应黄任老的要求，命令南汉宸、姚依林、钱之光和我四个人，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加入民建，以便促进民建会务的发展。

回忆录中提到的“南方局经济组”即中共南方局统一战线委员会（简称“统委”）下设的经济组。南方局统委成立于1940年10月，当时没有设经济组，12月才在周恩来的指示下正式成立。主要任务包括：宣传党的财经政策，特别是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民主主义财经政策，搜集国民党统治区财经资料和开展工商界的统一战线工作。据许涤新夫人方卓芬回忆，经济组与政治组、文化组（文艺）、军事组、青年组、妇女组、外事组一道，并肩作战于重庆，直到1946年转移至上海。组长原为钱之光，后由时任南方局秘书的许涤新兼任，副组长是《新华日报》的洪沛然，组员有刘芳华（蔡北华）、古念良、方卓芬（许涤新夫人）、刘志诚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黄炎培要求周总理派几个中共党员到民建推动工作时，周总理指派了姚依林、钱之光、南汉宸和许涤新四人。因此，1949年许涤新正式加入民建，此后，一直担任民建中央领导职务，在协助黄炎培等第一代领导集体做好民建会员发展、会章制定、会务管理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为民建在全国的发展壮大、代表工商业界参政议政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加强民建对经济界人士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吸收有影响力的工商界人士加入民建，许涤新功不可没，不负黄炎培的信任与周恩来的委托。同时，许涤新本人以共产党员身份加入民建，用他自身的实践，书写了民建与中国共产党在多党合作制度上的成功探索经验，成为多党合作政治制度的先行者和践行者。

不忘桑梓的汕头大学首任校长

许涤新生于广东，长于广东。虽然长年的革命工作使他很少有时间再回到家乡，但他始终关注广东的发展尤其是广东经济的发展。他在30年代撰写的《广东经济的危机》《广东工业的危机》，详细分析了广东工业比上海更为脆弱的特点，列举了摧毁广东工业的可能因素，发出“广东工业正在走向崩溃”的警示。在香港，许涤新也多次利用他作为广东人的地域优势，娴熟地运用乡情关系，拉近了中共与在港广州帮的距离，成功争取到了香港工商界的支持。改革开放后，他曾两次回到深圳，为深圳特区干部作报告，就收回香港后的经济发展走势及深圳经济特区的重要性，为深圳干部提振经济发展的信心。

1980年，来自潮汕的企业家李嘉诚与庄世平商定，捐巨资在潮汕地区兴办一所综合性大学。1981年，国务院批准成立汕头大学并任命同样来自潮汕的许涤新为首任校长。尽管时年已值75岁高龄，许涤新仍欣然接受了任命，除社科院和经济所的必要工作外，将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汕头大学的筹建和首批招生工作中。在汕大筹建最为繁忙也是条件最为艰苦的时候，几乎所有学校的关键时刻他都亲自到场，直至1986年改任名誉校长。虽然不再直接主管学校事务，许涤新一直为汕头大学的发展操心，以至他在接受记者洪爵礼的访问时，仍在为汕头大学的师资谋划：“汕头大学的师资是一个问题，可请海外教授来汕大任教，请各地专家学者去讲学。”

作为一位学者型的革命家，许涤新专业过硬、才华横溢，参与制定多项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者的方针和政策；作为一位多谋善断的统战工作者，许涤新精力充沛、为人真诚，在团结工商界代表人物和在工商业者中宣传贯彻党的经济方针政策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作为广东潮汕地区的杰出代表，许涤新受潮汕乡风及岭南文化的滋养，集理论研究与调查实干于一身，在每个领域都作出了巨大贡献，无愧周恩来总理中国革命“理论经济人才”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