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抉择中国命运问题的重大历史时期，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发布“五一口号”，号召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联合起来，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多党合作建国的先河，在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五一口号”的发布并非偶然事件，而是由于政治、军事、经济等多重社会因素共同推动的结果。本文基于对“五一口号”发布前后重要历史文献整理研究，进一步探析“五一口号”发布的背景动因及其深远的政治影响。

关键词：“五一口号”，文献研究，政治影响

一、“五一口号”发布历史背景及动因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纷纷热烈响应并通过民主协商达成初步共识，为民主联合政府的建立奠定基础。“五一口号”的发布并非是临时起意，而是在内外部多重因素聚合下，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

（一）阐明民主政治主张是直接因素

中国共产党素来有纪念“五一国际劳动节”的传统，通常在“五一”期间会通过报刊、广播等对外发表宣言和社论。1948年，新华社社长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简短的请示电报，大意是询问“五一”期间中央有什么重要精神需要对外发布^[1]。鉴于当时国内战争形势逐步明朗，以中共中央名义号召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条件“业已成熟”，适时发布口号让全国人民了解中共中央的政治主张。

从修改手稿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对“五一口号”内容进行了仔细斟酌，其中原文第五条被完全勾划掉并修改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这样的改动并非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突发所想临时起意，而是中共中央一直以来的政治主张和设想，随着国内政治、军事等利好局势发展所做出的重要战略部署。“五一口号”后经城南庄书记处扩大会议通过正式向全国人民发布，内容简单明了，全面描绘了新中国民主政权建立的规划图以及中共中央对新中国美好前景的向往。

（二）掌控政治斗争局势是关键因素

“五一口号”及一系列重大决策的发布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国内外政治斗争形势做出的准确判断。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在给沪局港分局发出的《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的指示》^[3]中提到“我党认为召开此项会议讨论上述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随着战争局势、经济条件以及民主建设发展，共产党已全面掌控政治斗争局势，即指示中提到的“时机业已成熟”。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需要向中间党派和广大的爱国民主人士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最大限度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以及新中国的未来指明方向。

一是战争局势“业已成熟”。1947年下半年，全面内战爆发仅一年时间，人民解放军作战模式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国内战争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彻底浇灭了国民党在内战爆发初期扬言在三到六个月内打垮、打散共产党军队的幻想。共产党军队越战越勇，战争局势越来越明朗。

二是经济条件“业已成熟”。高额的军费开支早已使国民党国库亏空，财政赤字逐年增加，国民党政府试图通过巧立税收名目，加征苛捐杂税甚至滥发法币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恶性增长，但均无济于事。物价上涨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国统区经济危机日趋严重。反观中国共产党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实行解放区土改运动，获得了农民的大力支持，农民为了保护自己的胜利果实，积极投军参战、积极组织农业生产支援前线。

三是民主建设基础“业已成熟”。1947年10月10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重提“联合政府”的口号，再次阐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全体人民指明了解放全中国，建设民主联合政府的道路，极大地鼓舞了人民追求民主、独立、自由的新生活的必胜信心。相较之下，国民党“行宪国大”的召开却混乱不堪，国民党内部矛盾重重，分崩离析，各党派之间明争暗斗。

（三）把握人心向背是根本因素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大地满目疮痍，饱经战乱的中国人民迫切希望尽快建立一个独立民主的新国家，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休养生息，重建家园。194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对于目前时局的宣言》，指出和平建设时期已经到来，“我全民族面前的重大任务是：巩固国内团结，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改善民生，以便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的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4]”。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平民主建国方案的提出满足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期望，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但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和冲突依然存在，旧政协结束仅仅一个多月时间，蒋介石公然撕毁政协会议五项协议，企图用宪法重新确立独裁统治。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的行为与中国人民建设和平民主新生活的美好愿景背道而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

正所谓“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逐渐看清国民党的“真面目”，开始与之决裂，国共两党境况发生根本性变化。各民主党派和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响应“五一口号”，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主张，心甘情愿地承认并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心向背、力量对比是决定党和人民事业成败的关键，是最大的政治^[5]。”中国共产党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知民心、顺民意，在历史变革的紧要关头抓住机遇、主动作为，加快建设民主自由、独立统一的新中国步伐，成为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心骨。

（四）勇担民族复兴重任是内驱因素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追求以人民民主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成立时起，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瓦解，一个民主、独立的新中国即将诞生，面对新中国的前途和命运，中国共产党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自信心，义无反顾地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延续这种政治理念和探索新中国政权建设蓝图的集中体现。毛泽东曾指出：“领导中国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个伟大的革命到达彻底地完成，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是没有任何一个别的政党能够担负的^[6]。”。

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五一口号”发布后迅速响应，民主政权形式得到了广泛认同与支持。周恩来同志曾说：“‘五一口号’不仅是宣传口号，更是政治口号、行动口号。”历史发展和革命实践也充分证明，“五一口号”发布后，中国共产党迅速扭转了军事方面、政治方面战斗局势，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聚力量。

二、“五一口号”的政治影响

“五一口号”的发布引发了国内外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主要存在三种不同的反应：一是绝大多数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热烈而积极地回应，二是少数中间党派持谨慎和怀疑的态度，三是国民党反对派阻拦和破坏。不同的反应也代表着各中间党派和国民党反动派对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真实态度和立场。

（一）绝大多数民主党派热烈回应

“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和普遍认同。绝大多数民主党派愿意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共同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1948年5月3日，民革发表《建立真人民政权响应“五一”号召》，指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一条“生路”，全国90%以上的人民大众愿意走这条生路。1948年5月5日，八大党派领袖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发出联合通电，认为“五一口号”第5条“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八大党派的领袖集体响应，推动了中间党派政治态度的转变。1948年5月7日，台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呼吁台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因为此号召满足人民的期望，切合全国人民当前要求。1948年6月9日，致公党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宣言》高度评价了“五一口号”，认为此号召“为全国人民建立新中国鼓舞了斗志与信心”。1948年6月14日，民盟发布《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认同“五一口号”，并将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1948年6月16日，农工党发表反对美国扶日的《宣言》，提出“五一口号”是加速胜利的号召，农工党全体同志与广大群众和民主战友携手并进。1948年6月25日，民革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号召“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此外，还有很多社会团体和社会各界爱国人士也纷纷发表文章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口号”。

（二）少数中间党派迟疑观望

有些中间党派始终标榜中间路线，对“五一口号”持有怀疑和观望的态度。但当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共“五一口号”时，在国共两党军事、政治力量对决中，共产党优势地位凸显时，这些中间党派便不再像之前那样从容和无所谓了。民社党革新派内部对于“五一口号”与召开新政协问题上存在重大意见分歧，并将矛头指向了民社党领袖之一伍宪子，最终民社党革新派迫于压力发表了同意“五一”号召的宣言，但对中共的主张始终充满了怀疑，声称“太右不可，太左亦不能”，其实这种观点代表着部分中间党派的立场。中国民主党曾被社会讽刺为“跳舞党”，旧政协的破裂使他们对国民党的行为感到失望，但对于新政协的召开却始终处于“观望”状态。此外，当时中国农民党、中国少年劳动党、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等中间党派经过慎重权衡，最终也都以不同方式响应了中共中央“五一口号”。这充分表明，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是适应形势发展，符合人民要求的。

（三）国民党反对派阻拦破坏

国民党政府长期独裁统治，剥夺人民民主权利，镇压爱国民主运动。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国民党政府为了挽救衰败局势，采取诸多措施对民主联合加以强力阻拦破坏。1948年5月10日国民党政府紧急发布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特别赋予了“总统”紧急处分权力。1948年5月19日重新修正颁布了《戒严法》，同时实施一系列“剿匪”策略，在南京、上海、汉口、北平、广州等地成立多个“特种刑事法庭”，专门针对共产党人和民主爱国人士实施迫害。国民党反对派们将“剿匪”行动包装成为“明正言顺”的“反侵略”活动，还大肆宣扬“从匪者”和“助匪者”等同于“卖国”和“汉奸”等言论^[7]，试图制造舆论，混淆视听，强迫民众做出“有匪无我，有我无匪”的表态。面对全国上下积极响应“五一口号”开展的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热潮，国民党反对派采取了一系列镇压措施，通过颁布《加强全国总工会及各业工会联合会组织办法》等文件，加强对工会的控制，有与共产党相关联的立即撤职或开除会籍；通过教育部加强对全国高校的控制，严查爱国学生中的共产党员。此外，国民党反对派为了破坏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不断组织暗杀行动，新政协邀请名单中的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自然成为国民党暗杀的重点目标。

三、“五一口号”的历史作用

“五一口号”的发布，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民主党派、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协商建国之路，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力量，发掘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优势。

（一）奠定了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政治基础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在凝聚共识、协商建国的伟大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彰显了中国智慧与中国特色。中间党派对“五一口号”的积极响应，代表着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协商民主、和平建国政治主张的高度认同，也是对共产党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的价值确认。在民主政权的斗争中，各中间党派、民主爱国人士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人民真正实现民主、自由。因此，在“五一口号”的号召下放弃中间路线，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共商建国之策，共谋发展之路。

“五一口号”的发布，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各社会团体、各族各界人士协商建国的序幕，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在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处于核心地位、发挥领导作用，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相互监督，共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雄图伟业。

（二）壮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已有百年历史，它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国家建设、改革事业成功的重要法宝，也是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和加强党执政兴国地位的重要法宝，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法宝。为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建立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建立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工作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但蒋介石集团坚持独裁，背信弃义，发动全面内战，导致第二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

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积极响应，愿意与中共共商建国大计，在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选择与中国共产党一道为民族解放事业共谋发展之路。“五一口号”的发布进一步扩大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治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民主协商凝聚共识，为建设富强、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而共同努力。

（三）发掘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政治优势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已成为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对于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具有重要作用。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伟大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迅速响应，经过周密的组织筹备，于1949年9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的新篇章。从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召开，到《共同纲领》等重大历史性文件的起草制定，再到国旗、国歌、国徽和国都纪年的研究拟定，无一不是协商民主精神的真实体现。凡是涉及到人民利益的事情都必须经过人民内部充分讨论协商，这个过程就是集思广益、凝聚共识的过程，也是科学和民主决策的过程。

正是根源于“五一口号”提出的关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召集人民代表大会”等号召，确定了通过民主选举和共同协商的形式来管理国家各项事务的民主政治形式，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中的“民主协商”与“民主选举”长期并存，相互补充，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独特优势。伴随着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和实践的不断发展创新，政治协商的途径和方式不断丰富，协商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化、体系化发展不断完善。

鉴往知来守初心，循道致远启征程。中共中央“五一口号”发布近7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各民主党派、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道路上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巨大成就，这些成就进一步彰显了我国社会主义新型政党制度的独特优势，也更加坚定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和决心。

参考文献：

[1]周国平,李富慧.“五一口号”的来龙去脉[J].钟山风雨,2008(3):53.

[2]张广鑫,周焕博.“五一口号”奠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4):139-147.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149.

[4]《毛泽东选集》(四卷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一版:1053.

[5]习近平.人心向背是最大的政治[EB/OL].[2015-6-10].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610/c1001-27128818.html

[6]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652.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Z].南京:凤凰出版社,1999: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