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7月下旬，我在唐山六中初中毕业，等待保送上本校高中的入学通知书时，又参加了唐山市兵役局夏季征召义务兵的体检。入学通知没到手，《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便由唐山六中派出所，送到了我的手中。我欣喜若狂，从小萌生当“八路军”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我怀揣通知书，飞也似地一路小跑儿，奔向陶瓷公司，去向父亲报告喜讯……

1959年至1961年，是我国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期。由于苏联单方面撕毁协议，撤回援华专家，讨要我们“抗美援朝”欠下的债款，再加上国内受灾，天灾人祸给国民生活造成极大困苦，人们俗称这三年为“灾灾年”。另外，这些年也是蒋介石集团，叫嚣“反攻祖国大陆”最猖狂的时期。我的入伍，不仅受到父母及亲属的支持，而且也受到乡亲们的称赞，村生产队委会还破例让食堂管理员，给我家称了3市斤白薯面，让我们全家吃了顿黑面饺子。

按通知书要求，入伍新兵需8月2日在唐山师范学校报到。然而，天公不做美，连阴大雨从一号开始下，一会儿也没停歇。雨下得特别大，本是湿地的村舍，瞬间村内外便沟满壕平，土路满是没脚踝的泥泞，特别不好走！咋办？何况父亲只请了半天事假。

这时，1940年加入共产党的父亲问我：“效来，今天下这么大雨，我们家离报到地点有40多里地，是去还是不去？还是往后拖拖？”我从小是听着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刀劈鬼子兵”和“抗日英雄三少年”等革命故事；念着新中国“人，一个人，两只手。”“天亮了，背着书包上学去。”《吃水不忘挖井人》的书本；读着唐山籍作家《小英雄雨来》（管桦著）、《夜奔盘山》（长正著）的书籍；看着新中国出版的红色书籍，如《红旗谱》《保定外围神八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长大成人的。我知道啥叫“精忠报国”“服从命令听指挥”，理解“党是妈，国是家！”于是，我没迟疑，就对父亲表态，说：“爸，您放心！军令如山，就是天上下尖刀子，我也要顶着锅去报到！”父亲听后满意地向我点了点头，随后，微笑着对我说：“好！那咱爷俩赶紧穿戴防雨设备，趁早走吧。”

于是，父亲悉心藏好我的“入伍通知书”，戴上凉帽，肩披雨布，挽起裤腿，穿双破旧的胶皮鞋，推着自行车出了门儿。我呢？头戴凉帽，身披蓑衣，挽着裤腿儿，脚穿绑牢的布鞋，跟随在父亲的身后。

雨越下越大，砸在庄稼上劈叭乱响。有时，东南风也跟着凑热闹，裹挟着豆粒大的雨点儿，砸在脸上疼痛不已，时候不大脸似乎麻木了，失去了知觉……

我们爷俩顶风冒雨，从早上六点不到出发，在坑坑洼洼，泥泞满路（那时，只有老市区有硬化的路面），一脚深一脚浅的前行着，刹时汗水和雨水混在了一起，把单薄、湿透的衣服紧紧贴在了身上。走到市内东编街，雨停了，路也好走了。太阳也终于露出了笑脸。当我们爷俩步入唐山师范学院报到时，早已开中午饭了。

父亲从帆布提包中，取出油纸包裹着的我的“入伍通知书”，递给了曾经在六中带我们这批新兵的中尉排长王凤生。王凤生亲切地拉着父亲的手，让登记官在花名册上给我注了册。随后，“兵站”工作人员拿着我的军装，把我带到洗漱室，催促我先把手脸脚洗干静，然后用毛巾蘸温水把我脱光衣服的身体擦洗后，换上了崭新的绿军装。王排长看后问我父亲：“刘师傅，你看小刘穿上军装多精神！”说罢，还用手拍了拍我的肩膀。父亲前、后、左、右地打量一番，笑着说：“王排长，效来穿上军装确实精神，就是军装大了点儿。”“刘师傅，这是最小的四号军装了。小刘才17岁，身体还在长，把裤腿儿和袖子往上卷两圈儿就好了。”父亲冲排长点了点头。是嘛，我应征体检时，身高只有1.54m，体重42kg，是队伍的排尾啊！

这时，兵站工作人员给我们爷俩打来两份饭菜——四个馒头二碗菜。饭毕，父亲把我的“入伍通知书”重新包裹藏好，作为军属证明；又把我换下的衣物装进手提包内；同时又从包内掏出三个煮熟的鸡蛋递给我，让我路上饿时吃。我接过鸡蛋，又赶紧（方言，快速的意思）塞进含辛茹苦，把我养大严父的提包之内。并催促父亲快去上班，千万别惦记我，我一定会当个好兵，把喜报早日寄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