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中、小、微企业的立体发展，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算是成长的烦恼。

　　●现在，在900万家民营企业中，已经有一批大企业走在了市场的前边，如果政策能助推一把，它们无疑会走得更好、更快。

　　●当我们在复杂工业化阶段，决定向哪个方向走时，千万不能因噎废食。

　　有市场，就有波动；有高潮，就有低谷；有扩张，就有收缩……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要直面市场经济带来的挑战。日前，全国政协常委、中国民间商会副会长王玉锁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落实中央提出的一系列鼓励、支持、引导民营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解决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不能仅就民营经济谈民营经济的问题，应从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入手，这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主要特征，也是企业决策的基本出发点和政策的主要着力点。

　　经过二十多年企业历练和用心观察，王玉锁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有信心。不过，他也清醒地看到，经过三十多年发展，民营经济已进入复杂工业化阶段。在这一阶段，新问题不断出现，一些老问题也没有彻底解决，民营经济要顺利实现整体升级、再次腾飞，需要跨越的障碍还有许多。

　　荒，是进入新阶段的信号

　　记者:"荒"已经成为2011年的一个关键词。缺钱、少人、没地，几乎成为每个民营企业都要面对的问题。您怎么评价"荒"对民营经济的影响？

　　王玉锁:事实是这样的。但它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且，荒也是相对的。发展的过程，资源永远有限，而想象力是无限的。如果我们一切都按照想象力去做，或者说按简单的想象力做的话，资源肯定不够。所以我认为，现在认清所处的阶段性特征、找准发展的方向，比什么都重要。媒体应该多宣传经济发展的方向性、趋势性的东西。数百万民营企业家需要这些信息。这一点，我体会很深。新奥集团六年前就开始转型，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参加各级政府、政协组织的学习活动比较多，信息量比较大，慢慢就对经济发展的趋势有了明晰的判断。

　　记者:最近关于"再实业化"和"去实业化"的讨论比较多。在您看来，民营经济现在处于一种什么发展阶段？

　　王玉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天，民营经济发展已经三十几年了。现在回头看，每个阶段的特征都很明显。

　　第一个阶段从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的十年左右时间，就是简单商品经济阶段。当时一些有商品意识的人，搞一些加工、短距离贩运等。还有一批就是给国有企业配套的乡镇企业带头人。但他们基本处于辅助地位。

　　第二阶段是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后，出现大批体制内的人下海。特别是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本世纪初，新知识经济兴起，传统的制造业效率大幅提升，涌现出了一批新兴的服务行业。这阶段轻型工业在信息技术和现代服务业的推动下，加速向重工业推进。

第三个阶段从五、六年前开始，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有人用"酸甜苦辣"来形容，我把它称为复杂工业化阶段。经济体内的工业门类已经很齐全，发展态势与前些年相比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各行业、各企业的决策和发展路径，都出现了大量看似冲突的现象。比如，去年有一些企业家在加大工业生产投入，同时，也有一些资本从实业抽出成为游资，去炒作短线商品；有人提出"去实业化"，向金融、产业资本转移，有人则提出中国经济需要"再实业化"，加大对实业特别是基础工业的投入，等等。

   复杂的阶段要区分层次性

　  记者:对于"再实业化"和"去实业化"，您支持哪个观点？

　  王玉锁:观点都有可取之处，不能说支持谁反对谁。从简单工业化到复杂工业化阶段，需要不同的人才，不同的管理模式，也有不同的法律环境。现在出现的一些矛盾现象，都与各方面的配套，或者说没有理清层次性有关。

　　记者:您所说的层次性指什么？王玉锁:简单地讲，复杂的经济体中，包括大、中、小、微各种不同发展层次的企业。每个层次所面对的问题和解决路径，都有很大差别。

　　比如，曾经有一些记者问我，发展实业最苦恼的是什么？其实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苦恼。在做事儿之前，先去考虑这个地方设在哪儿，有哪些资源；地方解决了以后，要考虑人，谁来做最合适？人的问题考虑完以后，又要考虑这个事，涉及哪些大的方面。每个阶段都不一样。

　 民营经济发展到今天，层次性已经非常明显。一些小微企业正在创业阶段，它们的诉求是先活下来再说。有的中型企业，已经有了一定基础，它们面临的是扩大规模，还是转行，比如转向金融。再大一些，比如民营500强企业，主业稳定，利润有一定保证，提效、降耗、清洁生产就会是它们自然的选择。如果人力资源充裕，这些大企业还可以考虑进入其他一些政策鼓励的行业。

　　大、中、小、微企业的立体发展，正是我国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表现。这个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算是成长的烦恼吧！

　　记者:怎么才能消除这些烦恼？

　　王玉锁:只要我们搞市场经济，这个烦恼就会越来越多，不会越来越少。这是必然的。不要想着去消除它，应该针对发展趋势做一些预判、引导，在立规矩上下功夫，其余的事情交给市场，交给企业家去烦恼。

　　比如，现在讨论得比较多的民资进入金融业问题。我觉得应该从制度上、机制上来规范，不要区分国有、民营。如果有投资人愿意开办金融机构，可以。办理贷款业务，就按着制度走，利息怎么算、多长时间还，采取协商方式处理。监管者主要提醒投资人注意放贷风险，至于是否盈利，那是投资人自己的事，自己的钱赔了也只能自己兜着。如果要吸收存款，那就要制定更严格的规定，社会公众把钱交给你，你得拿出让公众和监管者都放心的措施来，达到标准，你就可以做，否则，再有实力也不行。不能把最终责任都转移到监管者身上，应该用制度把风险交给市场来解决。

　　我们今天还遇到一些特殊的困难，就是工业化与城镇化都是在短期内爆发式推进，国外二三百年发展历程中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在我们这里集中地出现了。因此，我们即使意识到企业转型的重要性，也要注意保持合理的节奏。转型就意味着一部分企业要被淘汰，如果淘汰得太厉害了，中国经济会受不了。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我认为应该借鉴改革开放形成的成熟经验，鼓励一批企业先转、先升级，在稳定经济发展态势的情形下，引导有条件、有能力的企业加速向前瞻性、战略性产业迈进。现在，在900万家民营企业中，已经有一批大企业走在了市场的前边，如果政策能助推一把，它们无疑会走得更好、更快。

     升级的两个关键是方向与成本

　　记者:今天的选择，决定了明天的发展。您认为，对于民营企业升级的关键是什么？

　  王玉锁：搞市场经济，所有的企业都要自觉或不自觉地优化产品结构、升级企业管理，不断地调试与市场的关系。关键是方向和成本。方向错了，做得越好，越难转身。方向对了，也要看手里的资源，能否支撑一直走下去。

　记者:在您的观察中，民营经济升级可以预见的方向，有哪些？

　　王玉锁:中央提出的两个战略应该引起我们高度注意，一个是战略性新兴产业，一个是文化产业。中央的政策，都是经过长时间调研、各方论证，综合各方意见讨论后才出台的。这比企业家自己的研究更具权威性和前瞻性。当然，这些政策总的来说还比较宏观，投资只要抓住其中一两个点，就可以了。

　　文化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两个"蛋糕"都很大，但它们需要的知识层次比较高，而且投资周期都比较长。还有就是市场培育也需要很长时间，这也是投资的一个风险。

　　对于投资人来说，培育期是对能力和财力的考验，也是对意志的磨炼。对政府来说，培育期则要采取与成熟期不同的产业政策。

　　我们常说，盛世文化兴。每个时代都有独特的文化现象和载体。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就要上升，这时政策的杠杆作用就会非常明显。比如可以出台政策，将文化产品税前列支，这样企业乃至老百姓就会有一定的动力去消费，以后一些公司、企事业单位的福利可能就从油米面转向电影票、歌剧票等，能够撬动很大一部分市场。如果企业在文化产业上的投入也能税前列支，作为成本，那么市场上的文化产品供给也会极大丰富起来。

　　产业培育期也是探索期，不确定性比较大，会出现曲折。这时政策更应该加大扶持力度，降低企业的过渡成本。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新能源行业，全世界都看到了它的潜力，区别在于不同的国家，支持的形式和力度差别很大。今天不做前瞻性战略储备，不想承担探索的成本，在未来的竞争中，只能走在后面跟着。要像小平同志20年前所说的，不怕错，要勇敢地试，杀出一条血路来。

　　记者:有学者把我国经济形态称为追赶型经济体。这种形态的经济体都有明确的目标。您认为，我们应该学习美国模式还是德国模式？

　　王玉锁:我认为，应该吸收他们各自的优点，为我所用。美国的优势是服务业。德国的经验则是长期重视实业。

　　我们要注意，美国的重返实业，是在金融业高度发达的前提下提出来的。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美国出现了一拨所谓的去实业化浪潮，现在看来，由于法律环境滞后和过度市场化的问题，已经不适合进一步发展了。因此，美国政府才提出来重返实业。德国的实业坚守，在于其背后是国民素质教育体系的成功，德国既盛产战略规划大师，更有丰富的工程师、技师等一线人才资源。

　　当我们处在复杂工业化阶段，决定向哪个方向走时，千万不能因噎废食。我们的金融改革还要加速，还要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通道；我们的人力资源供给结构要尽快调整，为立体化的中国经济提供不同的智力资源和技术支撑；我们的法律体系更要有前瞻性，不仅要保驾护航，更要引导、规范市场资源的走向，让创造力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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