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民建》2011年第4期《史海钩沉》栏目中，刊登了一篇文章——《“文革”中民主党派向毛泽东集体晋言》，即“十月晋言”。拜读后感触极深，心情激动久而不平。

  “40后”的人们都能记起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初，全国范围掀起了对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的猛烈批判，就此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拉开了序幕。其中吴晗系民主党派元老、民盟中央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具有民主党派和中国共产党的双重身份，不幸成为“文革”中第一个被用来“开刀祭旗”的受害者。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至此“文化大革命”掀起了高潮。在“八月红色恐怖”中，除了中国民主建国会侥幸外，各民主党派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00余人先后被红卫兵批斗或抄家，占总人数的36.5%。同时，党派中央机关被摘了牌子，交出公章，停止办公。党派机关大门被贴上封条，办公地址成了造反派的大本营。全国各省市的党派组织也都陷入了一潭“死水”，在“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造反有理、造反有功”的癫狂中，民主党派集体受到迫害和不公待遇。

    然而，面对前所未有的混乱局面，民主党派人士仍然为国家忧心如焚，坚持着民主人士忧国忧民的良知与责任感。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莼、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萨了空等民主人士对国家形式问题深有同感，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民主党派命运深深担忧。众人秉烛夜谈，初步达成向毛泽东上书言事的共识。于是就民主、教育等问题写成“十月晋言”，虽未亲手上书到毛主席手中，但由汪东兴等人受命听取，其后取得了一定效果。

    实事求是地说，在“文化大革命”这种非正常的政治环境下，民主人士受到批斗、抄家等诸多不公待遇，受尽“红卫兵”的折磨。但是，以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依为命的关系，所有的痛苦和委屈都能承受，人可负我，我绝不负人，党可以一时误解我，但我却不能不向党表白自己的立场观念，这就是上书“十月晋言”的决心，热爱国家、拥护共产党的信心。更多的人，在文革后才能客观清醒地认识到现实和真理。当今，民主党派即无“伤心”也不“寒心”，而是更加坚定与党“同心”，正是这种高风亮节谱写了民主党派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长期研究“文革史”的何蜀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一文中评说，“1972年的十月晋言”，如此全面地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不仅要算是民主党派在文革中最高层、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争；而且可能也要算自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最大胆的一次“参政议政”行动。

  “十月晋言”是千古绝唱，她的余音依然绕梁，“以天下为己任”的民主党派优良传统，当今同样值得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