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腊月初五，是严父谢世祭日。

说心里话，每当这天哀思父亲时，总会情不自禁地回忆起“我的入伍通知书”……1961年7月底，就读于唐山六中的我，在等待高考中榜消息的同时，响应祖国召唤而参加体检，做了参军入伍的准备。结果，高考录取通知还没到手，却收到一张印有“唐山市兵役局”鲜红大印的“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在唐山陶瓷公司上班的父亲，看到我的入伍通知书后，高兴地说：“你到部队后，一定要好好干，牢牢记住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就没有我们这个家呀！”我太爷太奶去世时，祖父才五六岁。家里穷得很，房无一间地无一垅，近支族人又养活不起。无奈，为还葬母欠债，也为筹款葬父，祖父迫不得已，在族人支持下来到集市，插草为标，自卖自身。后被北山隆福寺云游的和尚收养为徒，当了和尚。十几年后，消息传到同族外村一位远房太爷耳际，因他乏嗣，便将祖父从寺中赎出还俗，过继为子。祖父长大成人做工后，与同村幼年丧母的祖母结了婚，先后生育子女7人（其中一人因病无钱医治而亡）。在那个动乱年代，天灾人祸不断，一家人苦苦地在死亡线上挣扎……后来，祖父在我党地下工作者的引导影响下，秘密参加到革命队伍的行列中。1935年，国民党伪政府同日军在塘沽签订协议，承认冀东为日本侵略军“自由活动”的“非武装区”后，父辈中又先后有6人秘密地参加了革命，有的当了名牌八路军，有的为共产党和抗日政府做“秘密地下工作”，在隐蔽战线勇敢战斗……我们全家人的革命之举遭到敌特的痛恨，所以敌人经常到我们家搜捕、抄抓，搅得我们全家人东躲西藏。1944年农历五月初四，祖父从开滦马家沟砖厂回我村找党支部汇报敌情，途经陡河北岸的“三岔沟”处，突然遭遇被跟踪特务引来的日本鬼子的抓捕，押往开滦马家沟矿砖厂矸子门“警卫室”。审计中，日伪军又是拳打脚踢，又是皮带抽，又是枪托劈头盖脸地狠砸，但祖父始终咬牙坚持“一问三不知”，宁可自己死，也不给党和中国人丢脸，结果祖父被残暴的日本鬼子当场给杀害了……1948年12月12日，唐山解放了，我们全家人才翻了身，分了房子分了地，过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日子。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的1961年7月底，当我怀揣着我的《入伍通知书》，向母亲汇报应征入伍的喜讯时，母亲刹时显得忧心忡忡，后经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父亲的劝说和解释，这位曾遭受过敌人抓捕而死里逃生的母亲，才转忧为喜，高兴地到村食堂称了三斤白薯面，全家人团聚一堂吃了顿“饺子”。第二天清晨，父亲同我从市东北郊顶风冒雨，步行15多公里，才到达市区唐山师范学校新兵集结地。父亲临别时从怀里掏出3个带有体温的、煮熟的鸡蛋给了我，让我在路上吃，我毫不迟疑地迅速将鸡蛋塞给了辛苦大半辈子的父亲……在部队，我没有辜负父亲的嘱咐和希望，年年受到嘉奖，被评选为宣传标兵、技术能手和五好战士，还被选调到ss军直属训练队任上士班长。1965年“抗美援越”战备训练中，我和战友共同创作和演出的活报剧《枪桃约翰逊》，在我军的文艺调演中，还获得了创作奖和演出奖。服役三年期满后几次探家，我都会看到我的那张“入伍通知书”和唐山解放后照的第一张照片，都被镶挂在我家西屋的白墙上。然而，当我退伍复员后，它却不知了去向……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特大地震后，全村房屋全部损毁倒塌，以母亲为首的5位亲人遇难，父亲等3位亲人砸成重伤转院东北，造成家毁人亡，财物损毁极其严重就连我在部队和地方十多年积攒和留有字迹的十多本日记、报刊剪辑、文史资料，以及文稿等，几乎全部失落损毁。从此，我对我的那张“入伍通知书”“纪念照”等证件，再也不报任何希望了。

1997年夏，父亲查出患了不治之症。在照护父亲期间，父亲得知我的独子——他的大门长孙，又被批准参军，并获取一张红色烫金《入伍通知书》后，激动得他那因病失明的双眼，迅速滚动出晶莹的热泪。老人家紧紧握着孙子的手，语重心长地嘱咐他在部队好好干，不忘初心，发扬光荣传统，争当我刘氏家族第四代英勇坚强、保家卫国、为民不断立功的顽强战士！儿子刚到军营20天，我父亲便走了。在整理父亲不多的遗物时，却在一个小盒子里，发现了我的那张久违的、保存完好无损的、盖有“唐山市兵役局”四方红色印章的“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顿时，严父的高大形象立刻映入我的眼帘，热泪终又忍不住滚落下来，许久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