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父亲米寿。8月中旬，有关同志还专程送来由中国文联为父亲颁发的“从事新中国60年文艺工作”荣誉证书和奖章。万没料到，9月9日老人家竟然离开了我们。

    父亲平常言语不多，虽然有些耳背，但精神很好，思维和记忆更是一直非常清晰，几十年前的大事小情都能娓娓道来。我曾数次动过记录父亲一生经历的念头，但总感力不从心，迟迟没有动笔，如今想来真是追悔莫及，啮心的痛。

    思念常伴随着对往事的回忆。

    我是家中最小的儿子，两个姐姐和哥哥大我很多，和那个时代许多革命家庭的孩子一样，他们很早就离开了家，只有我生活在父母身边最久。我眼中的爸爸总是那么平和，那么满足，安宁而慈祥。只有在回忆起久远的战争年代时，才会感到有一股风云在爸爸心中激荡。   

    1924年5月4日，爸爸出生在冀中平原博野县的一个小村庄。爸爸出生不久，爷爷就跟着亲友一起远走张家口，以赶大车送货谋生。那时的人们出门在外也很是不易，许多人劳累辛苦挣下一些钱后也都花费掉了。可爷爷不这样，省吃俭用攒下的钱都要捎回家里。父亲因此才得以受到教育，在家乡上了高小。

    “冀中”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词语，更多的是对冀中抗日根据地的称呼。它是指平汉铁路以东、津浦铁路以西、石德铁路以北、平津铁路以南的这个区域，包括50个县、800万人口。一望无际的大平原河流纵横，物产丰富，交通发达，其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敌我双方争夺的重要地区之一。当时，在中共冀中区党组织的领导下，冀中抗日武装蓬勃发展，硬是在这片无险可守、无凭可据的地方，创造出在平原大地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奇观。“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动人场面，随处可见。

    在抗日热潮的感召下，1939年2月，不足十五岁的父亲，在家乡三区参加了抗日青年救国会，并担任了青年抗日先锋队队长，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40年4月，冀中九分区三十团同日伪军在博野白塔村一带展开激战，战斗十分惨烈。父亲和青救会的同志带领群众去支援子弟兵，看到战士们宁死不屈的气慨，爸爸十分敬佩。随后日寇对白塔村的村民进行了报复，其血腥和凶残更激起父亲极大的义愤。这时爸爸就下了决心，要参军和日本人大干一场。1940年10月，父亲参加了八路军。上过高小、有些文化的父亲在冀中军区九分区宣传科当了一名宣传员。

    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将领，对摄影的宣传鼓动作用认识很高。他认为图片形象直观，容易被人接受，不识字的人也能看懂，宣传威力更强大。1939年9月，当吕正操司令员得知在摄影上有些名气的石少华随抗大总校来到晋察冀时，立即用20条步枪和两万斤粮食，从罗瑞卿副校长手中把石少华换到冀中，并把自己的照相机送给了石少华。

    石少华一到冀中军区，就准备在全军选调摄影人员，但他马上发现根本就没有懂摄影技术的人。于是石少华提议开办摄影干部训练班，自己当教员。吕正操对此全力支持。当时抽调学员的条件是：战斗部队的骨干，要有相当的文化，又有战斗经验，年龄在18岁到20岁左右。冀中军区的摄影干部训练班后改为摄影干部训练队，从1940年6月到1942年6月连续开办了四期。在摄训队第二期结束以后，冀中军区的摄影科就成立了，石少华被任命为军区摄影科长。冀中军区的四期摄训队共培养了100多人。学员学习结束后，回到冀中军区所属的军分区和支队建立起摄影组，把分区和支队的摄影工作开展了起来。父亲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41年2月被选调到冀中军区参加了第三期摄影训练队学习。

    到摄影训练队之前，父亲不仅没用过、甚至见都没有见过照相机。那时的冀中正是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代，敌人对根据地全线封锁，物资及其缺乏。摄影器材和胶卷除了缴获敌人的以外，只能通过秘密渠道购买，学员大多是在快结业的时候才摸到相机。和父亲同期学习的老同志回忆当时的情景：“（石少华）讲摄影原理的时候，没有胶卷，也没有照相机，他让我们用火柴盒，把香点着以后，烫一个洞，把晒相纸贴在火柴盒的后面，放上两个砖头，让我们站在火柴盒的前面来曝光。照完后，把火柴盒的洞堵住，拿回去，用我们的被子把窗户、门堵上，印相工具是两小块儿玻璃，印相时把底片和相纸用玻璃夹好，再撩起堵窗户的被子一角用日光曝光。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训练我们这批人。到大家懂得一点原理了，才每人给拍一张照片的机会”。爸爸也说过:“石少华带着我们学员学习，经常是在一个村课还没有讲完，鬼子就清剿、扫荡过来了，我们立即转移到另一个村接着上课。记不清转移过多少村子，有时候还不知道村名，就又转移了”。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父亲和大家一起边打游击边学习。首先明确的是摄影在革命斗争中的需要和作用，让学员们对摄影的重要意义有所认识。摄影方面则学习了摄影常识、新闻摄影、暗室技术等内容，并学习了照相机的基本原理、使用方法及冲胶卷、洗照片的技术。

    摄训队使父亲对摄影工作的使命有了深刻理解。“摄影人应当以相机为武器投身到挽救民族危亡的火热斗争之中”的思想，“摄影是革命斗争的武器，是进行阶级教育的工具。你们参加学习的同志，都是革命的种子，将来要撒遍全国”的教导，在父亲心中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每当讲起那段经历，父亲总说“怎样当一名合格的战地记者，是我学习的最大收获”。“在采访中遇到危险，宁可让自己的身体受伤害，也要设法保护相机的安全。……特别是对底片资料的保护更是甚于生命”的战地记者守则，爸爸牢牢地记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在爸爸眼里，相机和底片比生命还要珍贵。今天我们打开爸爸的资料箱，里面装订成册的图片码放的整整齐齐，每本图册都编着号，每张底片都用蜡纸袋单独装袋，小样片也附在后面，旁边标注着拍摄时间、简要说明。正是因为父亲的忠诚和坚守，几十年前的影像才得以展现在我们眼前。

    1941年8月，认识到摄影的意义和掌握了摄影技术的父亲毕业了，返回冀中九分区宣传科任摄影员，从此便与照相机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了战地记者生涯。那时的父亲既是摄影员又是战斗员，身上总是一边挎着盒子枪、另一边背着分区魏洪亮政委送的旧照相机，和作战部队一起出生入死，始终奔波在战斗第一线。

    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发展，人民军队不断壮大，八路军需要培养大量的军事政治干部。1942年8月，父亲被选送到抗日军政大学二分校学习。抗大二分校于1938年12月在晋察冀建立，地处太行山脉。现在赫赫有名的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前身是华北军政大学，而华北军政大学又脱胎于抗大二分校。二分校曾为抗日前线输送了万余名指挥员，有66人后来成长为共和国的将军。抗大把学员分为不同的专业队伍，分别设置课程。父亲学习了政治和步兵战术等科目。经过一年多学习，父亲在抗大二分校得到了系统训练，军政素质全面提升，1943年8月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1月毕业后父亲被派到九分区三十四区队三连担任了副指导员。同年3月，父亲重新被调回冀中九分区政治部任摄影干事。

    抗战时期，特别是1942年日寇“五一大扫荡”之后冀中环境异常残酷。父亲随部队主要活动在平、津、保三角地带，是在三里一碉，五里一堡，炮楼林立的环境里战斗和工作。爸爸曾说：“那时我们就是抱着‘掖着脑袋干一场，赶走小东洋’的决心投入战斗”。当时部队的摄影记者很少，执行任务往往都是单独行动。从一个部队到另一个部队去，白天活动依靠青纱帐，通过封锁线则要依靠晚上。有一次爸爸从分区到42区队去采访，从高阳到胜芳有百十里的路，一过新镇就被汉奸跟上了，一个在大清河堤南，一个在堤北，枪战打了十几里。爸爸说，那时晚上和敌人遭遇是常事。爸爸跟九分区十九团一起作战，日击夜奔，战斗频繁而且激烈，手不离枪，更不离相机。有时参加村落战，有时参加伏击战，有时还要化装奇袭。边打仗，边拍照，记录战士们的战斗生活。

    父亲说，我们摄影干事常在一线，都练就了一套实战本领。碰到激烈的战斗，当连队指挥员减员时，我们这些摄影记者就主动当指挥员。摄影干事刘占奎就是在参加清县大城战役时，当连队指挥员阵亡后，挺身而出代理连长，继续指挥战斗。小鬼子发现他挎着相机以为他是高级指挥官，集中火力对付他，刘占奎英勇还击，壮烈牺牲。

    父亲参加大小战斗数十次，亲历了反日寇“五一”大扫荡、冀西反扫荡等。父亲说：“在炮火连天的环境里，不可能读书破万卷，只能跑路数万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由于长期在一线，我逐渐摸索出一些拍摄战斗照片的经验”。“战斗采访，首先对战斗情况要明，地形特点要清，在战斗中要能随时举机拍照。拍摄伏击战，摄影记者就必须跟随先头部队，提早进入伏击部位，选择又隐蔽又适合拍摄的立足点，战斗打响后才能拍到最真实生动的场面。丰乐堡伏击战时，我随三十四区队一连首先进入阵地，先拍摄了隐蔽在青纱帐中的我军战士，后随战士一起冲峰，当敌人将枪高高举起，大声喊‘我交枪’时，我迅速按下快门”。父亲早期拍摄的许多一线战斗照片，今天显得那样弥足珍贵。

    从1944年开始，冀中形势逐步好转，八路军四面出击攻城夺堡，收复失地，解放区不断扩大，随后又进入局部反攻和大反攻阶段。父亲跟随战斗部队参加了子牙河东、大清河北两大战役和袭击河间、强攻新安、解放任丘、丰乐堡伏击战、赵庄伏击战、林堡歼灭战、化装袭击战等战役战斗的火线采访，拍摄了一批八路军打日寇和敌伪的新闻照片。除正面反映军民英勇抗敌以外，父亲还深入敌占区，拍摄反映日寇暴行的照片，对当时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内人民悲惨生活的情景、日寇进行烧杀的情况如实作了报道。

    1945年，根据地军民已完全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冀中军区部队又掀起了练兵整训的热潮。4月沙飞来到冀中，带领父亲、纪志成和白连生深入部队采访练兵整训的活动。1945年6月30日，《晋察冀画报》（《解放军画报》的前身）月刊第2期出版。月刊为4开单张双面印刷，发表3组材料24幅照片。封面是毛主席、斯大林像，背面就是沙飞带领父亲等人拍摄的冀中军区练兵团剪影照片15幅。

    我问爸爸,那个时期有什么遗憾的事吗？父亲说，由于环境恶劣，很多照片和底片没能保存下来，有的在坚壁时损坏了，还有一批重要资料在送往冀西画报社途中丢失了。爸爸曾经讲过，每次传送底片他都很担心，既担心通信员的安全，也担心底片的安全。有许多珍贵的图片就是传送的过程中，因为通信员的牺牲丢失了。

   父亲在抗战时期主要有：《西渡潴龙河袭击敌寇》(1941年)；《深入保定近郊伺机歼灭敌人》(1942年)；《逼退敌据点》(1942年于清苑县境)；《地道战》（1944年）；《赵庄伏击战》(1944年于子牙河东)；《收复津西重镇胜芳》(1944年)；《八路军刺杀训练》(1945年3月)；《攻克任邱城》组照（“冲入县城东门”、“占领敌寇6层30多米高的强固最大堡垒”、“向投降伪军讲解政策”、“军民一起拆毁大堡垒”等九幅），真实纪录了1944年5月7日，冀中八路军一举攻克保定东南45公里的平原重镇任邱城，切断津保敌军交通场景。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后，九分区改编为野战军，参加解放战争。父亲先后任冀中野战军野战8旅、独立7旅，晋察冀野战军第20兵团2旅摄影记者、组长（绥东战役中到十九团代理营教导员），华北军区政治部摄影干事。参加了绥远自卫反击战、胜芳保卫战，平汉、保北、察南、绥东、津西、张家口、石家庄、平津等各大战役的采访报道，拍摄了大量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战地新闻照片，同时还拍摄了部队练兵、文化生活、立功运动等各种活动照片。

    当时摄影工作非常活跃，每次大小战斗下来，都要到连队搞一次流动照片展览，三四十张放大照片，用绳子串起来挂在墙上，内容有战斗英雄、作战场面、群众送军粮慰劳、首长关怀、遣返战俘等。

    摄影记者在基层很受欢迎，每当有战斗时，连队就来抢记者。战斗结束后，缴获来的手枪和子弹都会送一些给记者，摄影记者用的枪支都是最新的战利品。这一点爸爸每说起来都很得意。

    1947年11月初的一天，父亲接到晋察冀军区画报社的命令，派爸爸立刻去采访解放石家庄战役的任务。父亲等十多人跟随聂荣臻司令员一起，由阜平来到设在灵寿县的前线指挥部，父亲和孟振江共同负责报道战地情况。11月8日父亲随野战1旅4团，在乔世斋团长带领下展开对石家庄市区外围的清扫行动。一夜我军就占领了市庄等“北兵营”一带村庄，并占领一大段“市沟”和敌人的堡垒，形成了对“北兵营”国民党军铁筒合围。大郭村机场的敌机不分时段地扫射和轰炸我军阵地，战士顶住了狂轰乱炸，在总攻前夜挖通了战壕，在“北兵营”工事埋设了大量炸药。11月12日黎明一声震天巨响，打通了缺口，我军一举冲进“北兵营”，占领新市区（当时的称呼）。这次战役中父亲在火线边战斗边拍摄，而和爸爸一同参加战斗的摄影记者孟振江则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解放战争时期的作品尚存《军民团结筑防线》(1946年10月，国民党集重兵向我解放区进犯，妄图强占冀中根据地，摘取抗战胜利果实。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以大清河为界修筑防御工事)；《战士诉苦会》(1948年2月新式整军运动)；《解放军救护被国民党军遗弃的百名伤员》(1948年4月山西应县战斗)；《围攻张家口》(1948年11月) 。还有《挺进大清河北》、《巷战在集宁城内》、《欢呼胜利》（以上几幅作品已年代不详）等，这是父亲战争年代摄影活动的第二个阶段。

图一解放任邱（1944年宋克章摄）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出没于枪林弹雨中拍摄的这些照片，具有强烈时代感和浓厚的战斗气氛。许多作品先后在《晋察冀画报》、《绥东战役杂志》、《人民战争》丛刊等报刊上发表。这些照片，在当时不仅大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宣传了人民战争的胜利，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史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影像资料，成为具有历史意义的镜头。特别是发表在晋察冀画报上的《攻克任邱城》(组照九幅)等新闻照片在当时影响很大，1944年10月15日，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发出通电嘉奖：“新闻照片对外宣传影响很大，其中有关军事报道之摄影，在扩大我军的政治影响(敌占区以及国外)上尤为重要。如最近冀中九分区的《攻克任邱城》、《白洋淀游击队活动》等照片，在晋察冀画报刊出后均收到很大效果……”。

    十年的战争岁月对于父亲来说是刻骨铭心的。几十年后，每当回忆战争时期的往事时，爸爸却总是故做轻松地说：那时在部队，战士们都特别羡慕我，羡慕我自由，哪里有战斗就可以到哪里去……

 图二1946年打下张家口后宋克章（左）、黎呐（中）、袁克忠合影

     解放战争后期，解放区不断扩大，1948年5月9日，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区合并，建立了统一领导华北地区的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稍后又恢复河北省建制。1949年7月12日，中共河北省委员会也正式组成。在此之前，已是团职干部的父亲，于1949年2月由河北军区政治部被借调到地方，参加了中共河北省委机关报《河北日报》的创刊筹备工作。1949年8月1日，《河北日报》迎着新中国的诞生正式创刊了，父亲也自此开始了他36年的职业记者生涯（1954年从军队退出现役），也正是从此，爸爸这粒“革命的种子”，沐着新中国的春风，把摄影从军队播撒到了地方，成为日后河北摄影事业发生、发展的一个开端。

    《河北日报》创刊初期，生活艰苦，办公条件简陋。在生活上实行的是供给制，当时报社分为中灶和大灶。爸爸待遇算高的，是吃中灶的十四人之一，每月也只有130斤小米。工作条件更是谈不上，外出采访，基本上都是搭乘牛车、马车，或靠步行。有一次冬天父亲去天津采访，就是从保定顺着大清河的冰面上骑自行车过去的。在人手很少的情况下，父亲每个月都要拍摄一至二期画刊，还要组织边栏、报角等。父亲在新闻采访、编辑图片的同时，逐步组建起了河北日报美术摄影组。

    父亲常讲，作为一名党报记者，无论条件多艰苦，都要认真执行党的政策，深入到生活和群众中去进行采访。1950年，河北省东北地区发了一场大水，党中央和省委对灾区人民极为关怀，父亲随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杨秀峰走访了灾区。在工作中爸爸深切感受到杨主席的高度责任心，亲眼目睹了他虚心倾听群众意见和对基层干部悉心指导的场景，这一切使父亲深受感动，情不自禁地拍了不少这方面的照片。杨主席发现后则对父亲说，“要注意多拍一些党关心群众、群众生产自救和生活的场面”，杨主席的话使父亲对记者工作有了更深的认识。从此，爸爸的镜头一直没有离开过人民群众，没有离开过基层生活。爸爸随杨主席月行千里，坐的是大马车，走的是冰路洼地，拍摄了大量真实生动的照片，春节后出了整版画刊。

    新中国成立以后，父亲作为《河北日报》美术摄影部门的负责人参加了河北省的历次重要政治活动，以及经济、文化建设，重要典型和突发事件等的采访报道。从三年经济恢复期到两个五年计划时期，父亲一年有九个月下基层搞调查研究和拍照片，在生产生活中去捕捉鲜活的镜头，宣传党的政策和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新成就。对河北省五大典型的报道，尤为让父亲自豪。“社会主义之花”饶阳县五公农业社、“五亿农民的方向”安平县南王庄、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 “农民领袖王志祺”、“愚公移山的沙石峪”、临西县东留固村农业社等。父亲说：“对这些先进典型人物，我都是连续多年进行了反复的报道”。这一时期父亲先后发表了组照《社会主义之花耿长锁农业社》、《愚公移山的沙石峪》、《三条驴腿的穷棒子社》、《安平县三户贫农王玉坤》、《五亿农民的方向》等专题新闻，与文字记者一起报道了饶阳县五公村耿长锁农业社、遵化县西铺村王国藩合作社和安平县王玉坤合作社事迹。这些先进典型刊发后，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这些有重大影响的典型给予了高度赞扬，并要求全国农业战线学习，对当时农村建设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这些人物也成为共和国成长史上的一个个永远值得纪念和缅怀的里程碑式的人物。

    由父亲率先在河北日报推出的“画刊”,既“三至五张图片组成专栏”对一个专题进行报道的形式，图文并茂，通俗易懂，深受广大读者欢迎,也得到《人民日报》的赞扬,并发编者按推广这种方法。“画刊”至今还在为不少纸质媒体使用。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视察河北。父亲因政治可靠、业务过硬，屡次被指定跟随中央领导同志拍摄，这种经历让父亲终生难忘。父亲于1958年、1959年和1962年三次跟随毛泽东主席拍照，共为毛主席拍摄了四百多幅照片。父亲用手中的相机纪录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陈毅、李先念、邓小平、李富春、胡耀邦、谷牧等同志在河北的足迹。这上千幅照片，真实地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为党、为人民的精神风范。其中，《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不仅被全国各大报刊采用，而且还由天津美术出版社选用60余幅出版挂图和招贴画，在全国大量印制发行；《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刘少奇主席在清苑县召开座谈会》、《周总理在白家寨视察灾情》等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照片中，毛主席头戴草帽神采奕奕站在稻子地里的光辉形象，毛主席和在田间干活的农民、摘棉花的姑娘、村头玩耍的孩子亲切交谈的动人瞬间都被父亲永远地定格在了镜头中，也定格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民心中。

图三1958年毛主席视察河北（宋克章摄）

    这个时期内，父亲还数次担当重大活动拍摄总指挥。1962年5月1日，毛主席到天津和社会各界群众共度“五一”劳动节。为搞好这次报道活动，天津市委书记王元之和天津日报总编辑石坚决定让父亲统一指挥全天津市摄影队伍，全面负责这次报道摄影活动。父亲说：“我们任务完成的很好，领导和群众都满意。”

    1963年河北省发生特大洪水，为了反映了我省人民战胜洪水的英雄气慨，省委书记闫达开同志点名让父亲负责组织《抗洪展览》会的摄影和资料搜集工作。两个月的时间里，父亲简直就是没日没夜工作，不是在抗洪一线拍摄，就是在展览馆里策划和筹备展览，家也顾不上回。仅60天就搜集和拍摄了上万张照片。在人民群众夺取抗洪胜利的同时，《抗洪展览》在天津及时展出了。展览反响很大，后来又专程送到北京故宫展出。为了筹办这次展览，爸爸也落下了严重的胃病。

    日常新闻采访工作中，特别是遇到突发事件，父亲依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作风,总是力争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在1963年冀中洪水尚在肆虐时、1966年邢台地震还余震不断时、唐山发生特大地震时，父亲都是迅速赶到灾难一线，记录灾情、拍摄群众抗灾自救的事迹和党和国家、社会各界对灾区人民的关心、支援。

    《河北日报》2006年3月8日曾以《用镜头记录抗震历史》为题发表过一篇文章，还原的就是父亲在1966年邢台地震时在灾区工作的场景。“邢台地震发生的当晚，宋克章就赶往灾区。当时灾区的情况很不好，余震不断，地上有巨大的裂缝，还不时往外冒水，汽车开着开着就跳了起来。他们只好下车步行。到达灾区后来不及休整，立即投入到紧张的拍摄工作中。当时全国四面八方的救援部队开始源源不断地开赴邢台。一到灾区，人们就开始了紧张的抢救，先是清理废墟，抢救受伤群众。宋克章说，解放军的到来，稳定了灾区群众的情绪，极大振奋了他们抗震救灾的信心”。“‘解放军战士就像帮助亲人一样帮助当地群众，可卖力气了，专挑最累最苦的活干。’解放军的干劲感染着宋克章和同事们，他们不顾危险，用镜头记录着珍贵的事实。当时余震不断，往往正拍着片子，脚下突然晃起来，就急忙跳到一个比较硬的地方接着拍；正在赶路，身边却突然冒出一个大洞，‘汩汩’地往外冒水。”父亲和同事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拍摄了大量珍贵的历史照片，用镜头记录下了灾区人民生产自救和全国人民一份份深厚的情谊。正是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和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人道主义精神，帮助灾区人民尽快站了起来。

    1976年7月28日凌晨，唐山发生了大地震。当时我哥哥正在唐山执行任务，为保护部队财产牺牲了。父亲获知噩耗后，强忍着失子之痛，没有停止过一天工作。部里的同事们回忆起那时的情景，说：“老宋作为美术摄影部主任，一方面组织部里的记者全力投入抗震救灾采访报道，同时还亲自深入地震灾区拍摄了大量灾情和抗震救灾，恢复生活、生产的新闻照片。记得在那段日子里，平日里话就不是很多的老宋更加沉默了，人也消瘦了不少，看得出他是在以拼命的工作来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同事们看着他的那种状态，也不知说什么好，大家只有以更加积极努力的工作来安慰老宋”。据《河北日报》统计，地震发生后从7月29日到9月9日，在报纸上发表的有关抗震救灾的照片、美术作品就达217幅，及时而有效地发挥了党报的组织和鼓舞作用。

    众所周知的原因，父亲的摄影事业也曾一度中断。1966年爸爸“靠边站”了。随之而来的几十张大字报，说父亲是“黑干将”、是“把持河北省摄影界大权的野心家”等。1969年，爸爸先是被办了学习班，后被下放到井陉煤矿参加劳动，8月又被发配到位于隆尧县的唐庄五七干校受审查。爸爸说“干校是由一个废弃的监狱改造的，住的是大通铺，当时我们和公安厅的人员编为一个队，每天就是学习和写交待检举材料”。直到1972年1月父亲才回到了报社，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在父亲从事摄影工作的几十年中，为发展河北摄影事业及培养专业摄影工作者、报社通讯员和业余摄影爱好者倾注了大量心血。六十年代，父亲定期在第一工人文化宫讲授摄影技术基础课和新闻摄影课，并在多次到天津大学讲授摄影课。还在中国摄影家协会天津分会的文艺俱乐部，经常举办摄影理论研究等学术活动。七八十年代，则利用摄影家协会这个平台开办了多期摄影学习班。

    从1958年父亲当选中国摄影家协会河北分会副主席、主席开始，至1985年底又陆续组建起省直、石家庄、保定、华北石油、地矿等20个摄影分会，发展会员500多名，每一个分会的成立，都凝聚了父亲的心血。虽然“文革”期间协会被迫停止活动，但自1978年以后，父亲又很快将河北省摄影家协会和各分会活动恢复起来。

    父亲作为河北摄影界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先后组织了九期华北五省市《华北影展》,多期《河北影展》和《一定要根治海河》影展等。1972年父亲主持河北省摄影展览办公室工作期间，出版了大型画册《根治海河》，并举办《根治海河》大型展览。1983年,父亲组织的大型《河北风貌》影展赴日本和美国展出，用真实、生动、自然的影像作品向国际社会宣传了改革开放新形势下的河北。父亲勤奋而努力的工作，使河北省摄影事业快步发展壮大，为中国摄影事业繁荣昌盛，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父亲摄影作品数量众多，由于年代跨度很大，究竟发表过多少自己都无法搞清楚了。我在爸爸的笔记中看到这样一段文字：“1949年以来，我在《河北日报》、《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各种画册上共发表过多少张照片，统计不清了，上万张？可能还要多吧。”在我看来，爸爸的记述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

    爸爸拍摄的照片，有自己鲜明的风格。从留存的大量照片中可以看出，父亲最擅长的还是新闻摄影。 “抓住最有代表性的瞬间”是爸爸核心的新闻摄影思想。成功抓取典型瞬间，肯定是缘于父亲无数次实践的锤炼，以及对采访对象、拍摄环境的深入了解。其作品呈现出自然、生动的特点。照片人物情绪生动饱满，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构图和用光上，总是恰到好处，看似不经意，实则蕴含着扎实的基本功。回想爸爸当年学习摄影时的艰苦和简陋，却能练就这一身硬功夫，怎不让人慨叹！

    1985年父亲离休后，赋闲不闲，仍然一以贯之地秉承着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和对中国摄影事业的关注，投入极大的热情参与了多部大型画册对我国各时期影像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其中，《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图集》（1985年5月)、《难忘的瞬间》（1988年)、《共和国主席刘少奇》（1988年10月)、《人民战争必胜》（1988年)、《中国老摄影记者优秀作品选》（1991年)、《华北解放战争》（1993年6月)、《伟大的瞬间》（1996年9月)、《世纪回顾--珍贵摄影作品鉴赏》（2001年7月)、《中国新闻摄影通鉴》（2004年12月)等作为中国历史文献史册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军事博物馆等收藏。

    父亲是一位敦厚长者，他的同事们讲，从未见他发过脾气。《河北日报》记者续铁标，从1976年开始曾和父亲一起工作十年。他说：“在老宋领导下的美术摄影部工作，环境宽松，大家心情愉快。即使是布置安排采访工作，老宋也从来不提过多的、不切合实际的要求，都是让我们在深入新闻现场后，根据实际情况自己决定应该采访什么、怎样拍摄。因为老宋知道，新闻瞬息万变，只有记者在新闻现场才最有决定权；但在他领导下工作同样也是紧张的，甚至有时要小心翼翼。因为每次采访回来，老宋都会让我立即冲胶卷，要将拍摄的每一张照片印出小样让他过目，他拿着放大镜仔细地看，问我每张照片是怎么拍的、为什么这么拍？如果回答不上来是很难堪的。他要根据看到的照片图样、我的想法和新闻现场的实际情况，提出他的见解及对照片应该怎么剪裁效果更好的建议，帮我认真分析这次采访的经验教训。十年中，老宋对我采访技巧和摄影技术的帮助、教诲，使我受益终身。”

    父亲一生为人坦诚宽厚，交友很多，很多采访对象后来成了爸爸的好朋友。记得我小时候，住在筒子楼中，放学回家常看到一些农民或工人打扮的人在家中坐客，爸妈总是很热情，张罗大家抽大叶旱烟、喝茶、下面条。很多农民朋友到省城来时都愿意到我家里坐一坐，唠唠嗑。有一次我翻看家中的老照片，看到一张父亲和全国劳模吕玉兰的合影，爸爸讲起了和吕玉兰交往的经过。父亲曾经多次到临西县东留固村采访拍摄过吕玉兰的事迹，后来成了朋友。吕玉兰的一生历尽坎坷，沉沉浮浮，无论是在她辉煌时，还是在她挫折时，父亲始终是她的朋友，友谊一直保持到她1993年病故。

    工作期间，父亲担任过许多职务，也获得过一些荣誉。建国后曾任过《河北日报》记者兼任新华社河北分社记者，《河北日报》美术摄影部主任、高级记者，中国摄影家协会理事，河北省文联常委，河北省摄影家协会主席，河北新闻摄影学会顾问等职务，离休后还一直担任河北省摄影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老摄影家协会理事。1993年被国务院批准为“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1998年由中国新闻摄影学会授予“中国新闻摄影学术活动突出贡献奖”，2005年获“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奖章，2008年被河北省摄影家协会授予“河北摄影终身成就奖”，2009年被中国文联授予“从事新中国60年文艺工作” 荣誉证书和奖章，2010年被河北文联授予“河北文艺60年贡献荣誉奖”。在大家眼中父亲也算是功成名就了，但我们做儿女的心中最清楚，爸爸其实一生都非常谦逊而低调，从来就没去争过什么东西。他看重的是做人和做事，在名和利面前，他的选择永远是退让。1955年国家第一次实行货币工资制时，父亲就评定为行政十六级，后来每次按人员比例调整工资的时候，父亲都把机会让给工资低的同志，到离休时还仅为行政十四级。记得在父亲离休前，我曾和爸爸有次对话。我很有些不平地说：假如当初建国时您不来支援地方，或去北京大机关的话，级别和地位肯定要比现在高得多。看看您那些老战友，留在军队的大多是军级干部。到地方的，也去的是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还有当省长的……。父亲则淡然地说：“我常和年轻的记者们讲，要想当官就别当摄影记者，当摄影记者就得本本分分做人、认认真真拍照片。”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想的，更是这样做的。爸爸本本分分做了一辈子人，踏踏实实拍了一辈子照片。

    爸爸乐观豁达，兴趣广泛。晚年的父亲，依然保持着多年养成的习惯，关心政治和时事，每天要花几个小时阅读报刊，重点的地方还要勾勾画画。爸爸自己制作了好几个剪报本，喜欢的文章就剪下来粘上。尽管爸爸足不出户，可社会上发生的大事小情比我还清楚。父亲喜欢养鸟、钓鱼，喜欢养花、种菜，家中的阳台和窗台总是被花花草草占得满满当当。

    老父亲还很“时尚”，特别喜欢电子产品，从早年的“戏匣子”到后来逐渐有了的电风扇、黑白小电视等等，家里都是最早的拥趸。如今看到照相机从笨重的机械式一步步到电子化、小型化，爸爸更是常常感慨。有一年外甥女从国外给他老人家带回来一套MP3播放器，还配着一对精致的迷你音箱，爸爸爱不释手。可说明书全是“洋码子”，一个中国字没有。不过这可难不倒父亲。有过学习电脑操作的经验，这一次他没有求任何人，拿着一个小本本，按一个键，就记录一下它的反应。如此多日，八十多岁的老人了，愣是用这种“笨”办法把它琢磨通了。我想象着爸爸当年凭空学习摄影，一定也是这种劲头。父亲就是这样的人，话语不多，但绝对心中有数。

    在我心中，父亲既平凡又不平凡。说他平凡，是因为他和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只是一个普通的老人；说他不平凡，是因为他用手中的相机把历史的瞬间定格为永恒，让后人领略到了那个时代的波澜壮阔。他以自己的方式在摄影史和革命史上留下了他的印迹。

    他记录了历史，也被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