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瓶颈制约和突破口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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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的提出

    京津冀协同发展并不是一个新话题,20世纪80年代国家首次提出“环渤海经济圈规划”,党的十四大把环渤海经济区确立为国家开放开发的重点区域之后,京津冀协同发展一直是理论界和三地政府关注的问题。但是经过多年的发展,京津冀三地的差距却越来越大,京津两市不管是经济总量还是人均收入都大大地高于河北,而环绕京津的河北有国家级的贫困县多达39个,城镇化水平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6个百分点,形成了“两胖一瘦”的区域经济发展态势,而京津两地的大城市病也困扰着生活工作在两地的市民。今年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京津冀三地要打破自家“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使京津冀协同发展这个老话题又成了新热点。如何破解长期以来形成的“两胖一瘦”的京津冀地区经济发展难题,解决京津大城市病,带动京津冀地区城市结构梯度趋于合理和完善?京津冀地区经济差异是区位因素和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如果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要找出制约京津冀协同发展的主要瓶颈,寻找改变现状的突破口,并制定出相应的措施和政策。

    二、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制约瓶颈分析

    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地理学家约翰·弗里德曼提出了核心-边缘体系理论,对极化作用下区域经济组织结构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描述。他指出,一个完整的空间系统(也就是区域经济组织结构)是由核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共同组成的,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权威-依附关系”。也就是说,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中都有核心地区(包括中心城市(城市群)和直接腹地两部分)和边缘地区(外围腹地)两部分(见图1),这两部分是由两种力量较量形成的,一种力量是经济活动要素向核心地区的集聚力,另一种力量是核心地区经济活动要素向边缘地区的扩散力。核心地区是指空间系统中人口和生产活动聚集度较高、物资和信息流量较大的部分。或者说,是技术集聚和社会集聚作用比较大的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要素生产率,表现为经济要素的净流入,即经济活动要素由边缘地区向着核心地区的净流动。

 


 

            集聚力                         集聚力

                          扩散力

外围腹地        直接       中心     腹地         外围腹地

(边缘地区)                  城市                  (边缘地区)

                (核      心  地       区)

                   扩散力        扩散力

 

                              集聚力

图1  核心——边缘体系的组成

 

   核心——边缘体系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市场力量(主要规模经济带来的技术集聚和社会集聚)和某些偶然因素(区位因素和特定的自然条件,以及建立在区位因素和自然条件基础上的政府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由于核心——边缘体系发展过程中所依赖的区位因素和特定的自然条件是不可以复制的,其基本格局一旦形成之后就很难再彻底改变,从而导致边缘地区与核心地区之间区域经济差异难以改变。

    核心-边缘体系理论可以解释京津冀地区难以协同发展的真正原因。

  (一)行政区划的制约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难以逾越的主要瓶颈

    行政区划使包围京津的河北省在京津冀地区发展中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按照行政区划,石家庄应该成为河北的核心地区,但是由于京津两大城市把河北的11个设区市分为南北两部分,除了邯郸、邢台,河北有9个市环绕京津,并且距离在300公里以内,北京作为首都,对其周边300公里的腹地具有较强的聚集力,再加上距北京仅100多公里的天津又是一个直辖市,其对周边的腹地也有较强的聚集力,而坐落在河北南部的省会石家庄对河北的大多数城市的聚集力都小于京津。由于行政区划的藩篱,京津对河北所属腹地的扩散力小于聚集力,河北各地的经济要素更多地流入到京津,形成了京津周边的“坍塌”。

   (二)产业发展的制约是阻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瓶颈

    由于行政区划的制约,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处在不同的阶段,而且“产业同构”现象比较严重。北京在京津冀地区的区位因素以及其特殊的政治因素,使其经济活动要素聚集阶段即将结束,已达到后工业化时代,开始了向外扩散辐射阶段;由于与北京的空间距离太近,天津还处于要素聚集阶段,处于工业化后期;而河北由于其尴尬的区域位置,加上传统产业比重大,还处于工业化中期。由于京津冀三地产业发展处于不同阶段,加上行政区划的限制,京津冀地区产业同构性、同质化问题突出,发展定位雷同,产业链条重叠等问题成了制约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关键瓶颈。

  (三)交通的制约是影响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基础性瓶颈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虽然京津冀地区交通一体化已打下一定基础,但发展的不够平衡。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地区还没有形成可以支撑区域交通一体化的“一小时都市圈”、“两小时都市圈”的立体交通网络。由于行政区划因素,京津冀地区路网呈以北京为中心的放射型结构特点。这种结构一方面导致与北京无关的客货流量都要经过北京交通枢纽或在此中转,造成枢纽能力紧张,对北京市区内部城市交通产生很大压力;另一方面,运距增加,造成运输成本增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北京周边城市之间的相互协作和发展。虽然京津冀地区拥有首都机场、天津滨海国际机场及石家庄机场等大型机场,但是由于在经营体制、航线设置、经济发展水平、交通联系便捷程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致使天津机场、石家庄机场运量一直不足,而首都机场能力持续饱和。京津冀地区海上通道竞争大于合作,也难以形成合力。

    三、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突破口及几点建议

    要想尽早打破“一亩三分地”的制约,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必须找到主要突破口。本人认为,应该遵循木通原理,把解决河北的欠发展问题作为最主要的出发点和突破口,才能逐渐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带来的大气污染问题、水资源短缺问题、人口拥挤问题等一系列问题,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一)创新思路,用好政府这支“看得见的手”做好顶层设计,打破行政区划的藩篱。

    清朝时期,河北这个地方包括北京、天津在内叫直隶,由于没有首都和直辖市的行政制约,直隶是全国经济最发达、政治最发达、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今天,既然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就要进行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摈弃地方局部利益的思维定势,创新思路,打破当前已经不能适应京津冀协同发展要求的行政区划藩篱。

   思路一:取消北京、天津直辖市设置,设立河北大省(或者北京大省),省会为北京;

   思路二:把环北京的河北所属的贫困市、县划给北京,让北京带着去发展,解决北京腹地小的问题,同时取消天津直辖市设置,把天津作为河北的省会,有利于促进河北产业结构升级;

   思路三:把河北所属的廊坊、张家口、承德划入北京,为北京科技教育医疗能力的释放和水源保护寻求落脚之地,也带动贫困市、县发展;同时,将河北所属的唐山、秦皇岛和天津合并,构建统一的沿海产业带,也有利于河北省形成以石家庄为核心地区的发展态势;

   思路四:建设“北戴河首都”,把“夏都”变成首都,中央及各部委搬迁到北戴河,划定“北戴河特区” (这里指的是大北戴河的范畴),坐落在北京的公司总部和金融产业也必将“随迁”到北戴河特区,这样在京津冀地区内形成北京、天津、石家庄、北戴河特区呈“大十字”状的四个中心城市,带动京津冀全域的协同发展;同时,由于“北戴河特区”(距北京380公里)位于华北平原与东北平原的交界处,也有利于带动环渤海经济圈中的辽东半岛发展。“北戴河特区”与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紧邻马里兰州和西弗吉尼亚州两个州,距纽约大城市经济圈380公里)的区位相似。

   (二)遵循规律,发挥好市场这支“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的作用,用市场力量引导京津冀地区内的产业转移和产业衔接。

    一个经济区域中的核心-边缘体系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由市场力量和某些偶然因素共同作用下发展起来的,短期内很难改变。目前,京津冀地区的产业转移和产业衔接更多是地方政府的推动,难以成为改变京津冀地区核心-边缘体系的决定性因素。产业转移和产业衔接应该遵循规律,更多地通过市场配置资源调整京津冀地区产业格局。未来京津冀地区产业转移和产业衔接是否通过市场力量来引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三地政府职能的转换程度:(1)政府由市场参与者向市场调控者转化的程度;(2)政府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程度;(3)政府宏观调控方式由直接化向间接化转变的程度。

  (三)统筹规划,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的立体交通网络,带动京津冀地区社会发展一体化终极目标的实现。

    交通是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纽带。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应统筹规划京津冀地区陆海空通道,构建京津冀一体化的立体交通网络,缩短区域内的空间距离,提高经济运行效率和居民生活便利程度,带动京津冀地区社会发展一体化终极目标的实现。首先,依托京津两大交通枢纽,加快建设京唐、京张高铁,积极谋划京承、保张、保沧高铁,实现区域交通运输网从“单中心放射式”向“多中心网络式”转变,促进京津冀两小时经济圈的形成;其次,以首都机场、天津机场、石家庄机场、唐山机场为核心,建立京津冀航空客货运输系统,加速建立四市间快速客运通道,缩短空间距离;最后,以天津空港和海港为龙头,联合秦皇岛港、黄骅港、曹妃甸港打造京津冀港口带,使京津冀交通网真正成为联结海内外,海陆空一体化的立体交通网络,形成内联华北、东北以及西北腹地的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有效地缓解北京的交通压力。

    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只有打破了行政藩篱、畅通了交通通道,优化了产业格局,才能建立起结构合理的区域城市体系,破解长期以来形成的“两胖一瘦”京津冀地区发展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