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录增是1955年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会员，同年底保定市民建小组（1952年成立）升格为民建保定市委员会后，调入市会机关工作。自1955年12月至1992年4月，历经七届委员会。由于父亲的原因，早在孩提时代，就接触过陈国璋、李际春、赵子元等老主委，有幸聆听过他们的教诲，对民建有了朦朦胧胧的印象。1986年4月，为充实统战系统干部，组织部门调我到市工商联工作，当时两会（民建、工商联简称）合署办公，经常一起组织参加民建的活动，对民建的工作有了初步了解。1990年李康良主委介绍我加入民建后，系统地学习了民建章程和民建会史，对民建各个时期的政治纲领、中心工作有了深入了解。纵观民建的历史，是充满着爱国、革命的光荣历史。在各个历史时期，始终贯彻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早在成立之初，就提出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政治主张。建国前后，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积极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制定。1950年代，民建的中心工作是协助党贯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出了“听、跟、走（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主张。组织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工商界人士在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国内外阶级的人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文革期间，民建被迫解散，停止工作达13年。广大会员经受了严峻考验，虽处逆境，但没有动摇“听、跟、走”的信心和决心。当时我们家成了会员的接访工作室，几乎每天都有人来诉冤屈、发牢骚。虽然父亲也被抄家、挂黑牌子、进学习班，仍不厌其烦地做好来访会员的安抚工作，开导他们要坚定信念，度过难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民建回复了组织活动，把工作重点纳入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轨道，提出了“坚定不移跟党走，尽心竭力为四化”的行动纲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民建的工作和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积极参与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参与国家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制定执行。积极发挥参政议政、民主监督作用，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维护安定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作为父子两代民建人，我为民建光荣的历史而骄傲,也激励我做好本职工作，为民建增光添彩。自加入民建后，积极参加民建的工作和活动，承担市会分配的工作，特别是在落实党对原工商业者的政策方面，主动协调有关部门，提供证明材料，为广大原工商业者及其遗孀落实党对他们的照顾政策。在组织的培养推荐下，我还担任过两届市人大代表和两届区政协常委，在这个直接参政议政的平台上，认真履职尽责，反映广大非公有制经济界人士的愿望与心声，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建言献策。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尽职尽责，努力做好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维护其合法权益，引导教育广大非公有制经济界人士“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当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荣获了全国工商联系统先进个人，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去年我办理了退休，离开了热爱的工作岗位，赋闲在家，有了更多的时间参与民建工作，几乎参加了所在支部的全部活动。我所在的三丰支部是一个有着优良传统的基层支部，在马连军主委的领导下工作非常活跃，2011—2015年连续五年被市会评为“优秀支部”，2015年获得“省级优秀支部”称号。支部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在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助推体育产业结构调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发挥会员优势，运用多种形式，在服务社会、完善组织建设、帮扶企业发展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国家战略推动下，支部创新工作方法，牵头成立了“京津冀支部联盟”，与北京、天津、石家庄的民建支部结成了友好支部，共同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通过支部联盟的密切合作，成功地将北京王府医院优质的医疗资源引进到保定顺平兴和医院。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虽退休在家，却不愿寂寞，经常参加一些有益的社会活动，最近在陈伯涛（民建老会员，陈国璋老主委次子）老先生的推荐下，参与了市政府牵头组织的《保定丛书》“保定老字号”篇的编写工作，我愿发挥余热，把老一辈工商业者（大多是民建老会员）为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艰辛创业史发掘整理出来，以飨后人，为具有厚重历史的文化古城谱写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