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的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包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内的“五一口号”，并得到了多数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这标志着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自觉选择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此走上了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道路，揭开了我国多党合作、政治协商事业发展的历史新篇章。源于“五一口号”而诞生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由各民主党派参加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从战时对敌斗争的策略阶段，到建国后转变为执政党政策的阶段，再到改革开放之后国家的基本国策阶段，经过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而这一演化，也充分说明了“五一口号”源发性的巨大的内生动力。

由于“五一口号”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关于“五一口号”的纪念、分析文章已经汗牛充栋。这些文章不外三种类型，一是挖掘史料，从丰富史实的角度来纪念“五一口号”的发布；二是升华到理论层面，从理论分析的角度来说明“五一口号”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地位；三是论述“五一口号”与统一战线的关系，从统一战线的角度论述“五一口号”的重要性。

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五一口号”早已不再是简单的政治宣传口号，它早已升华为了划时代的政治坐标，具有巨大和丰富的内涵，从任何一个角度对其挖掘、发挥、阐释都能够不断地阐发出新意。并且，“五一口号”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具有无穷的源发性，它与任何一段时代相结合都具有新的现实的指导意义。本文旨在从“五一口号”的源发性入手，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来剖析其与政党协商的关系。

一、战时对敌斗争的策略阶段

1、“五一口号”产生的历史背景

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标志着中国走出了外强凌辱的百年历史，中国人民期盼的和平、民主、建设时代就要来临了。

中国共产党人还在抗日战争进行过程中，就高瞻远瞩，为未来的中国谋划了图景：即建立由各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1944年8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党内提出建立联合政府的设想。9月4日，中共中央向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林伯渠等发出指示，认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成熟，可正式向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提交改组政府的主张。15日，林伯渠代表中共向参政会作专题报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

　　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士对中共关于建立联合政府主张给与了积极回应。经过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争取民主的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结束“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946年1月10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和社会贤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史称旧政协）在重庆开幕。但会议通过的五项协议墨迹未干，国民党政府就公然撕毁协议，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民主同盟等为“非法团体”，强令其解散。民主党派期望国民党实行民主的幻想彻底破灭。至此，由国民党领导的“旧政协”历史宣告结束，希望由国民党领导的政治协商机制成为了历史。

　　与国民党抛弃人民、抛弃民主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在军事进攻节节胜利的同事，没有忘掉时刻为中国民主而奋斗的民主党派。

1947年人民解放战争转入战略进攻后，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这里，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提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各革命阶级和阶层来成立没有国民党的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恢复民盟总部，宣布要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1月1日，国民党民主派内部实行联合，在香港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布赞成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2、“五一口号”的诞生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后的《中共中央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当日，新华社正式对外发布。

 “五一口号”共有23条。其中最具影响的是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在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的次日，即5月1日，毛泽东致函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信中说：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

“五一口号”发布之后，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响应。1949年1月22日，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5名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民主人士，在联合发表的《我们对时局的意见》中明确地表示：“愿在中共领导下，献其绵薄，贯彻始终，以冀中国人民民主革命之迅速成功，独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国之早日实现”。这是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在政治上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五一口号”的提出和各民主党派积极响应，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重要历史关节点，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民主政治价值理念，心悦诚服地承认和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模式由此而初步奠定。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由一般的政治合作进一步跃升为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治合作的重要转折点，是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的历史界标。这样“五一口号”这一历史事件，不是再单指中共发布“五一口号”这一件事，同时它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对中共“五一口号”的积极响应，他们共同构筑了“五一口号”的历史。

二、 “五一口号”的源发性及其历史意义

1、 “五一口号”的源发性

所谓源发性，是指一种社会现象或政治制度，是其他社会现象或政治制度的母体，其他的社会现象或政治制度能够从这一社会现象或政治制度中产生并生长出来。这种具有源发性的社会现象或政治制度不同于一般的社会现象或政治制度，它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具有自身不断完善和与时俱进的能力。在它刚一诞生时，也许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与其他周围事物没有明显的区别，但是经过日积月累，经过风风雨雨后，其他的事物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之后可能都已经随风而逝了，而这种事物却在不断完善自我、不断修正自我的同时获得了新的生命。最为典型的莫过于隋朝创立的科举制度。由隋朝的分科取士，到唐朝的进一步完善，科举制度跨越了朝代，甚至跨越了国界，成为了西方文官制度的基石。在这里，相对于明清的科举制度和西方的文官制度，隋朝的分科取士就是具有源发性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中，对后代政治制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源发事件应当还很多，只不过人们甚少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因此没有被人们重视。例如古田会议，就是新型人民军队诞生的源发事件。军队建设自古就有，名将训练出来的优秀军队也不胜枚举，如历史上的岳家军、戚家军等等。但是，为什么古田会议在中共军队建设的历史上仍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呢？为什么古田会议的内容和精神不仅解决了当时的问题，至今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呢？这就在于古田会议的内容和精神是新型人民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这种思想跨越了时代，经历过时代的风雨后，不但没有过时，反而更加具有了现实指导意义。

回到本文，“五一口号”就是我国政党协商制度的源发性事件。

    “五一口号”从内容上来分析，它抛弃了国民党，在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各革命阶级共同建立新的政治协商制度，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主党派和各革命阶级共同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为之后的新中国建立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新型的政党关系、新型的政治协商制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所以我们说，新型的政治协商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由各民主党派参加的政党关系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从“五一口号”中孕育和发展出来的。从这一点上来来说，“五一口号”是新型政党关系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源发性事件。

2、 “五一口号”的历史意义

“五一口号”及其所确立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新型的政党关系、所确立的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的政治协商制度，得到了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这是我国统一战线、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发展史上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公开、自觉地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标志着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的道路，标志着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和政党制度建设揭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召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等一系列，具有开辟中国历史新纪元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的发生，深刻地凸显出了1948年 “五一口号”的非凡意义。

“五一口号”也很快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由共产党的战时政策转变成了执政党的执政政策。在新中国建立之后，共产党由在野党变成了执政党。共产党的主要奋斗任务由打倒国民党的专制独裁统治转向了国内的经济建设。社会环境也由战时体制转向了和平发展。这一系列的变化，使得曾经在历史上产生阶段性影响而不适于现实的政策退出历史舞台，然而那些能够继续发挥作用的、或者说是步入新时代又能够赋予新内涵的政策则会重获生机。“五一口号”所孕育的政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就是这样的政策。它跨进了新中国，跨入了新时代，在新中国，它成为了执政党一以贯之的党的政策。

三、“五一口号”发展为执政党的政策和基本国策阶段

1、 新时代，新内涵

基于“五一口号”而产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进入新中国后，成了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政策。它是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政党学说和统一战线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伟大的创造，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长期团结奋斗的重大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具有伟大的创造性。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决定保留民主党派，并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在此方针指引下，政治协商成了处理党际关系的基本政策。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2015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份以协商民主为主题的中央文件，也是“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基础性、支柱性改革举措。此后，中办、国办又先后印发《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协商民主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政党协商的实施意见》等配套文件。这样就将包括政党协商在内的政治协商以党内法规的形式固定下来，由政策层面上升为法规层面，使政党协商和政治协商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共中央制定并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并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这样又将包括政党协商在内的政治协商制度发展为了国家的基本国策，使源自于“五一口号”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上升为国家的基本制度，得到了宪法的明确认可和保护，并成为依法治国必须遵循的基本的政治原则。

2、新时代，新任务

“五一口号”发布七十周年了。源于“五一口号”发展而来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由战争时期的对敌斗争的策略，发展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执政党的基本政策，再提高到党内法规的高度，直至最后被写入宪法成为国家的基本国策，已经与社会主义制度紧密结合，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

肇始于“五一口号”，成熟于政治协商，其间走过了七十年，说明“五一口号”所蕴含的生命是旺盛的。在新时代，政治协商又迎来了新的任务。在2013年全国政协的新年茶话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支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挥人民政协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的重要作用，促进政党关系、民族关系、宗教关系、阶层关系、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