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布了著名的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在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伟大胜利，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反攻，蒋家王朝风雨飘摇的大好形势下，“五一口号”吹响了建立新中国的号角，动员和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的新中国。这个口号的发布，至今已整整70年了。在这70年里，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已经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现在重温“五一口号”，就是要不忘初心，秉持“五一口号”精神，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更好地发展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为中华崛起贡献力量。

“五一口号”的第一条：“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走向全国胜利的日子”；第二条：“今年的五一劳动节，是中国人民死敌蒋介石走向灭亡的日子”，开宗明义，向全国人民宣告了胜利的曙光即将到来。而“五一口号”的精髓，则是毛泽东亲自修改的第五条：“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五一口号”的发表，如春雷在神州大地震响，得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做出了重要的抉择。

1945年12月民建会成立之前，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全国人民迫切要求休养生息、和平建国之时。黄炎培亲自访问延安，在窑洞里与毛泽东推心置腹促膝长谈“周期率”，亲眼看到了解放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精神风貌和欣欣向荣景象，对建立一个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充满了希望。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成立了中国民主建国会，高举“民主、建国”两大旗帜，宣称愿“以纯洁平民的协力，不右倾，不左袒，替中国建立起来一个政治上和平奋斗的典型”，希望与中间阶层及中间党派形成一支中间力量，积极促进建立民主政府，公开宣告“只以实现民主为目的，绝不进行争夺政权。”但民建会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承认，而且对民建会采取了严密监视和高度戒备态度。在1946年1月国民政府召开的重庆政协会议期间，民建会对政治协商会议本身应持的态度和必须坚持的原则提出了意见，对保护人权和政治、军事、财政、货币、企业自由等方面提出了建议，但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干扰和破坏。为此，民建会联合各界民主力量成立了“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促进会”，连续举行了8次民众大会，对政协会议情况进行宣讲。国民党特务混进位于沧白堂的会场，用敲小锣、扔石块、放爆竹、谩骂、起哄，甚至围攻主讲人等各种手段进行破坏，这就是“沧白堂事件”。政协大会结束后，2月10日，民建会在重庆较场口广场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还邀请了周恩来、董必武、孙科等出席讲话。没想到国民党特务有组织、有计划地纠集了数百名打手冲击会场，几十名群众被打伤，大会总指挥李公朴被打的头破血流，造成了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了重庆谈判的成果“双十协定”，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全面内战爆发。在这种严酷的形势下，民建会成员及民主人士自发组织起来向国民政府和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结果在南京的下关车站被国民党特务围殴5个多小时，造成震惊全国的“下关事件”。7月，国民党特务又暗杀了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到处笼罩着血腥的白色恐怖。到了1947年，国民党军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均告失败，解放区战场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反攻，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国民党政府更加疯狂镇压和平民主运动，宣布民盟等民主党派为“非法团体”，对民建会主要成员加紧跟踪监视，民建总会被迫由公开活动转向秘密的地下斗争。在这一系列残酷的斗争中，面对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和种种暴行，民建会认识到，在“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大决战中，不偏不倚的中间路线是不存在的。只有坚决依靠中国共产党，才能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实现自己的理想。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为动员全国各阶层人民实现建立新中国的光荣使命，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

当时，黄炎培正在上海。他获得消息以后，马上找到张澜等人商谈响应事宜。5月14日，负责内地与香港联系的民建会员盛康年由香港带着沈钧儒给张澜、黄炎培的信，回到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介绍了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响应“五一口号”行动和立场的情况。5月23日，民建在上海秘密举行了常务理、监事联席会议，黄炎培、胡厥文、张炯伯、杨卫玉、盛丕华、施复亮、俞寰澄、王纪华、盛康年、郑太朴等出席了会议。经过讨论，一致通过了“赞成中共‘五一’号召，筹开新政协，成立联合政府。并推章乃器、孙起孟为驻港代表，同中共驻港负责人及其他民主党派驻港负责人保持联系”的决议。

这个决议，是民建在发展历史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民建政治立场、政治纲领的转折。它实际上宣布民建放弃了最初成立时“不右倾、不左袒”的中间路线，在国共两党的激烈斗争中，在光明与黑暗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最终选择了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共团结合作的立场。这一事件，为以后民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正确的思想基础。同年11月，民建决定推派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三人赴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与中国共产党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1月，民建负责人同其它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共同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早日建立新中国贡献力量。孙起孟还起草了民建反驳美国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声明，阐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赞誉。

而此时，民建的创始人黄炎培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生命随时处于危险之中。1949年2月，他在中共党组织的帮助下逃离上海，取道香港，辗转到京，参加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但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次子、民建临干会常务干事黄竞武却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1949年9月，民建会12名正式代表和2名候补代表在北京光荣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标志着民建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一起，公开、自觉地接受共产党领导，坚定地走上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贡献，谱写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新篇章。

时光荏苒，转眼70年过去了。在这70年里，民建始终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把自身建设成理论上清醒、政治上坚定、组织上巩固、制度上健全、充满活力的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

新中国成立时，民建积极参加人民政权和人民政协的工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黄炎培放弃了“不为官吏”的立身准则，欣然从政，以72岁高龄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章乃器担任了政务院政务委员兼国家编制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盛丕华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施复亮担任了国家劳动部副部长；李烛尘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孙起孟担任了政务院副秘书长、人事部副部长，并于1950年1月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自己的夙愿。

新中国的成立，极大的焕发了民建会员和广大工商业者的爱国热情，努力恢复生产，大力支援抗美援朝。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民建积极配合国家实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推动会员和所联系的民族工商业者学习并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自我教育，自我改造，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推动了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潮。担任上海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上海机器工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的胡厥文，在民建和工商联中倡导并提出“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对于工商界积极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起到了良好的引导作用，也反映了爱国工商界人士的共同心愿。

历史的长河滚滚向前，摧枯拉朽，大浪淘沙。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民建逐步形成了坚持爱国主义、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坚持遵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认真履行参政党职能，坚持与经济界的紧密联系、努力发挥会的特色，坚持与时俱进、在自我教育中不断提高会的素质等优良传统。特别是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的时期以来，民建各级组织和广大成员认真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定不移地贯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积极履行参政议政和民主监督职能，努力发挥参政党的作用，努力弘扬民主、团结、创新、奉献的精神，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很多重要意见和建议，为促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维护安定团结，发挥了越来越显著的作用，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应有贡献。

不忘初心，展望未来。我们赶上了砥砺奋进的新时代。党的十九大为我们确立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国民主建国会作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亲密友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重要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肩负起新时代参政党的历史使命，在实践砥砺中提升履职本领，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进行伟大斗争，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最大限度地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在新时代续写协商民主的新篇章，在新时代多党合作舞台上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