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唐山市开平北于家庄村的一个真实的故事。

1942年腊月，于家庄村儿童团干部于学明、于学礼、董安庆三少年被日军逼问拷打已经一天一夜了，敌人对他们又是灌凉水，又是开水烫，又是皮鞭打，又是金钱收买……什么样儿的招数都用了，也没得到半点儿“口供”。于是，日军大佛头据点的小队长高桑原形毕露，用手扶了把仁丹胡，随后抽出东洋刀，用力指向三少年：“八嘎，统统地死拉死拉的有！”话音刚落，就见杀人成性、手持“三八”大盖枪的魔鬼，用明晃晃

的刺刀，凶恶地朝被捆绑着双手的儿童团干部于学明、于学礼、董安庆的胸口刺去。顿时，英雄三少年的鲜血便泉涌般地从胸膛往外喷淌。然而此时此刻，我们的小英雄仍怒瞪着双眼，嘴仍在不停地高呼：“中国人是杀不绝的！打……”口号尚没喊完，便一头倒在了大佛头据点村西大坑的南岸边儿……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于1933年入关，侵占了我们的冀东。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华大地到处燃起抗日的烽火，于家庄村（当时归属滦县）也不例外。虽然该村离敌据点较近，但在地下党各级领导高吉星(开平人)、李亚、丁小川、蒋志岐、于连甲、于淑珍（女）等人的秘密组织下，该村不仅成立了党的地下组织，而且还把少年组织起来，成立了儿童团。当时该村有儿童团员近百名，团干部有于学明、于学

礼、董安庆、王富（共产党员，1930年生——2015年）等人。儿童团的主要任务是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宣传鼓动和传递信息（送鸡毛信）等。儿童团成立后，人人积极努力为党工作，较出色地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并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一次，高吉星、李亚等人正在于广文（化名泽民，地下党员）家里开会。敌人得到情报，从大佛头据点出来，企图进村抓捕时，便被站岗的儿童团员看见，及时报告给开会的领导，采取措施，避免了损失，使日本人扑了空。又一次，据点的日本兵借助夜幕和庄稼的掩护，派出小股队伍，准备偷袭于家庄村的武装力量。谁知敌人的举动又被认真坚守岗位的儿童团团员发现报告，致使敌人偷鸡未成蚀把米，在村北柏树坟被我埋伏的区小队绐打得屁滚尿流，留下两具尸体落荒而逃。从此，敌人再也不敢夜间出动。为瓦解日伪军，儿童团还经常利用夜晚时间在村东于赞庚家西菜园学唱抗日歌曲，学成后便到村西扬家沟一带，面对仅有1.5公里远的日军大佛头据点搞政治攻势，高唱《黄河大合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儿童团的革命举动，把敌人给扰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因此，日本侵略军对于家庄村革命者气得要死，怕得要命。于是，高桑恼羞成怒，调集马家沟、任各庄、榛子镇等据点五六百名日伪军，突然在1942年农历腊月十九的凌晨，把于家庄村给团团围住，试图用武力熄灭抗日的火种。

这天，日伪军在高桑的指挥下，把村民一个不落地强制集合到村西南北过道大宽场。随后，将男的圈在于志海家西边大坑中，女的围到西小庄几户人家中，不许出来。在男性被围群众中，高桑询问谁是共产党、八路军家属，谁是儿童团长。但是，正直的群众谁也不开口；而是怒视里三层外三层、架着机枪的敌人。高桑根据奷细提供的名单，通过日本翻译国本（朝鲜人）问，谁叫于学明（年仅13岁）、于学礼（年仅14岁）、董安庆（年仅15岁）、王富。然而，却没人回答。“点到的名字，你们的出来，太君统统地给赏。要什么大大地给什么！”国本的巧言诱惑仍没奏效。在这种情况下，高桑这个杀人狂，看软的不行，便大施淫威，抽出皮鞭朝被围困的百姓猛打，当即将于水山打倒在地。高桑一动手，顿时有几十号日本兵蜂拥而上。顷刻间，便有人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惨叫不止；有的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流；更有上了年纪的老人被打倒在地，立刻昏死过去…眼看大惨案就要发生！在这关键时刻，英雄三少年——儿童团的团干部于学明、于学礼、董安庆个个义愤填膺，为保护群众便一齐挺身而出。高桑一看4位团干部出来3位，便一一对号；又问谁叫王富，怎么不出来?这时，不知谁说了一句“王富前几天就出门了”。高桑见目的基本达到，又惧怕时间久了会遭我党地下武装的袭击，才仓皇带着三少年撤回巢穴——大佛头据点。至今，于家庄村的父老乡亲仍没有忘记，倘若于学明、于学礼、董安庆英雄三少年不挺身而出，恐怕灭绝人性的日寇很可能会制造出第二个潘家峪或潘家戴庄惨案！

于学明、于学礼、董安庆英雄三少年英勇就义后，高桑就下令将于家庄村民全部圈到大佛头，名曰“共荣圈”，实际是制造“无人区”，目的是妄想隔断党和八路军同百姓的鱼水情谊，阻止中华民族的抗日活动。然而，侵华日军的野心没有得逞。不仅于家庄村革命力量越来越大，涌现出“小林子”（本名于廷秀）、司亚青（本名张瑞福）、戚连贵、肖万春、张云青等一大批革命志士，而且没用二年，日本侵略军便于1945年8月15日无条件投降。

70多年过去了，但于家庄村“英雄三少年”的感人事迹，却代代相传，不断激励着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