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建成立以后，以民主和建设为宗旨，提出推进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要求建设、反对破坏的政治主张，并与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一道积极投入到反内战、保和平的民主斗争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节　  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迫于国际国内压力，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还需要一段准备时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争取时间、调兵遣将、部署内战，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去重庆举行国共两党的谈判。谈判历经43天，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其中提出“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然而，协定签署不久，蒋介石就发布了进攻解放区的密令，总兵力达190万人以上。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怒，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日益高涨。1945年12月15日，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来华“调停”内战。12月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发表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宣称必须停止内争。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同意按照“双十协定”的规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国民政府礼堂开幕。参加会议的有国民党代表8人，共产党代表7人，民盟代表9人，青年党代表5人，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9人。民建因为刚刚成立，又未被国民党政府承认，因此没有代表。黄炎培以民盟代表身份参加，李烛尘以无党派社会贤达代表身份参加。会议历时22天，通过了政府组织案、国民大会案、和平建国纲领、军事问题案、宪法草案等五项协议。在此期间，民建为促进会议的成功作了积极的努力。

　　一、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意见

　　民建作为一个新的政党，积极投入到促成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活动中，同时也拉开了民建参加争取民主、反对独裁，争取和平、反对内战斗争的序幕。

　　1946年1月8日，即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前夕，民建在西南实业大厦举行茶会，招待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及各界人士，报告民建成立经过，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初步意见。胡厥文、彭一湖主持招待会。出席民建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梁漱溟、罗隆基、章伯钧、张申府，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德，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王云五、胡霖、钱永铭、缪嘉铭，政府方面有于右任、褚辅成，各界人士陈博生、马寅初、胡子昂、胡健中、董时进、胡光熙、陈铭德、陶行知、王昆仑、蒋匀田、潘梓年等140多人。

　　黄炎培因患病未能出席会议，由常务理事杨卫玉代为致词。黄炎培在致词中说，经过极艰苦的8年抗战，人人都有了新的觉悟，这就是每一个人，都需关心政治、研究政治、参与政治。基于这样的认识，经少数人倡议，得到工商企业家、银行家、大学教授、文化教育界人士响应，决议成立一个新的政党。至于“民主建国”四字，也是当时“发起诸人冲口而出，一个极本色的名词”。黄炎培在致词中表示，民建不是一个“党同伐异”的政党，而是“以政党为若干志士，立共同之主张，为共同之行动。因而有此结合”的政党。他特别强调，本会参与政治本着“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他日参加选举，义务所在不敢规避，而决不欲强自为谋。谁贤谁能，求之于天下。选之与之，公之于天下。”

　　常务理事章乃器代表民建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了初步意见。其基本精神是，希望全国同胞共同努力，促进政协会议成功，政协代表更应抱必成的决心，以使国家在生死存亡的重大关头避免内战，实现民主建国。“第一，开会以前诚意的表示，重于开会以后的协商。因此，内战必须先停止；人民身体、信仰、言论、出版、结社、集会、通信等基本自由必须先全部赋予；释放政治犯，政党合法化，和特务机构的解散，必须先全部实现。”“第二，协商要有结果，会内会外的组织必须健全。因此，我们认为会内需有专家顾问的协助，会外还必需组织军事调查团。”“第三，要协商能得一致的同意，须有广大民意的反映。因此，会议必须完全公开，还要发动全国人民组织政治协商会议期成会，随时发表意见。”“第四，为促进统一，国民党必须开放政权，其方式，或为组织最高政治委员会，或者就利用政治协商会议而充实其职权。”“第五，为达到军队的国家化，必须大量裁兵。国军官兵必须脱离党籍，军费必须出自人民可以控制的来源，军权必须交给无党关系的文人，一切军管党化的方式都必须全部废止。”“第六，为保持未来宪政的圣洁，国民大会组织法和代表选举法必须修改，国民大会代表必须重选。宪法必须重行起草。”“第七，在过渡时期，必须商定共同政治纲领，以代替训政时期临时约法。”“第八，会议还应检讨一下当前复员问题和一般经济政策。”“特别在产业方面，政府过去为了财政收入，曾经用不合理的捐税政策和统制手段摧残产业，结果的悲惨已经有目共见；现在再为财政收入进一步垄断产业，初步的结果也已经表现出来了。由于产业政策的失当和一般经济上现在还没有一些决策，造成前后方不必要的大量失业和大批破产的局面，对国家和人民的损失实在太大了!这也是一般人民希望会议能有解决的。”

　　在这次招待会上，中共代表董必武对民建意见给予了肯定。他说：“民主建国会对协商会议的初步意见，首先在《新华日报》登载，可见我们对贵会的态度。”并表示：“贵会所提的意见，大体与本党向协商会所提出的相同。至于具体意见如‘组织顾问团’问题，我们也同意。”“其他如‘须有广大民意的反映’，我们也赞同，因为会议本身很狭小，一切的决定都要人民支持，如果没有人民支持，即使决议是好的，也不易实施，坏的更不必谈了!希望协商会的议决公诸社会，得到群众的批评。”

　　招待会期间，于右任、邵力子、褚辅成、张东荪、陈启天、郭沫若、梁漱溟、胡霖、章伯钧、缪嘉铭、胡光宸等先后发言。胡厥文综合大家的意见后说：“党派的利益可以互让，但国家基础和人民的基本权利是不能作为政党的礼物。”他的讲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为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1946年1月中旬，民建再次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意见。意见包括政治协商会议、保障基本人权、政治、军事、财政及货币、企业等六项内容。

　　对政治协商会议，认为“以争取人权保障之实现为先，政治之开放为次，治权之充实又次之。”“应先解决原则，然后逐步解决各种具体问题。其首须解决之大原则，为法统论之地位，其次为商定共同纲领。”“党派权力可以退让，宪政初基之圣洁与人民基本权利则不能退让。”“协商之结果，必须较协商时期更为进步，更为民主。”

　　关于保障基本人权，认为应“实施提审法及冤狱赔偿制度”；“除应修正或废除妨害人民自由权利之各种法令外，应制定妨害人民自由治罪法公布实施”；“地方政府对于已查户籍登记之人民应负责保障其身体之自由及安全。”

　　关于政治，提出“公布粮食征购及发放详细数字”；国民政府主席“要有时间接近人民，听取民意”；“各行政部门的政策必须随时公布，并不得有急遽之变更，以保持政治的稳定”；“用普选的方式，彻底改革地方自治。”

　　关于军事，提出“军事机构不得干涉行政，一切军事管理之方式，须即日全部废除。”

　　关于财政及货币，提出政府需“公布抗战期间备年度之预算决算，最近之货币发行数字及准备状况”；“一切地方摊派及非法附加，应严格禁止。人民除缴纳赋税外不得再予任何负担”。

　　关于企业自由，提出解散新成立的垄断性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及中国蚕丝公司，依就地区的不同，分组民营公司经营。还强调提出“民营企业战时损失，除因政府行动所致部分应依据国家总动员法原则速予赔偿外，其由敌人行动所致者，在未取得赔偿以前，应由政府先予垫付，使无停顿萎缩之虞。”

　　与此同时，民建在上海的理、监事吴羹梅、胡西园、冷遹、俞寰澄、王纪华、王却尘及会员30多人联名致函政治协商会议，表示完全同意章乃器代表民建提出的意见，要求改组政府，改选国大代表，实现蒋介石在政协开幕词中关于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得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律实行由下而上的选举，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外，分别予以释放等诺言。

　　二、在政协会议中的斗争

　　1945年12月16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重庆，准备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了协商会议顺利进行，中共代表团首先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建议。经过多次呼吁和多方努力，1946年1月5日，国共两党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定，使经历了长期战乱的中国人民燃起了新的希望。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国民政府礼堂举行。然而，国民党对政治协商会议的内容和范围作了种种的规定和限制，实际上仍想保持一党专政的实权。国民党的行为，引起了各党派的不满。1月15日，黄炎培在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大会作了发言，针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六届大会上对筹组联合政府的攻击，进行了严正的批驳。黄炎培指出，“有些政府里的要人，骂热心参与政治、要求组织联合政府者为分赃主义。用这种话来骂人是个莫大的笑话，实在太荒谬了。这些人读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吗?殊不知你政府要人骂联合政府和参与政治为分赃，首先就不打自招地认为你所把持的政权是赃物了。岂不是自居于窃国自盗的大盗贼的地位吗?所以，我奉劝那些大人先生再不要闹这种笑话了”。

　　黄炎培的发言，引起了国民党的恐慌。1月26日上午，军警宪兵特务闯进黄炎培的寓所“箐园”，捆绑了黄宅的工作人员，控制了电话，封锁了通道，翻箱倒柜进行大肆搜查。事件发生后，民盟主席张澜立刻召集紧急会议，决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正抗议，声明在事件未得妥善处理之前，民盟代表拒不出席政治协商会议。黄炎培也致函蒋介石，要求严肃查究。中共代表团向黄炎培表示了慰问和支持，并在第二天的《新华日报》以“军警宪兵特务竟搜查黄炎培住宅”为题，详细报道了暴行真相，发表了“实现人民身体和居住自由”的社论，严正抨击国民党政府的恶劣行径。黄炎培在1月31日的大会上，又即席发言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制定侵害人权治罪法，当场发起组织“人民自由保障委员会”，把他预先制备好的签名簿请与会代表签名。

　　李烛尘在政协会议竭力呼吁国共合作，消弭内战，在和平民主的环境中建设新中国。他认为，中国应以农立国、改善民生、解决生计问题，工业则由民族工业界去做。因此，他提出“国农民工”的口号。我国较大的企业多数是买办资本与官僚资本，纯粹的民族资本是很微弱的。因此民族资本是一个扶植的问题，而不是节制的问题。他的这些论点，反映了民族工商业对受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强烈不满。

　　黄炎培、李烛尘等虽然以民盟和社会贤达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但他们经常与民建领导成员一起交换意见，实际上代表了民建的意见。

　　三、“沧白堂”、“较场口”事件

　　促进政治协商会议成功，需要团结各界民主力量，广泛发动群众，把政治协商会议内外的斗争结合起来。为此，民建邀请中国人民救国会、陪都文化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筹备会，于1946年1月11日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了政治协商会议促进演讲会。会议由胡厥文、章乃器、李公朴主持，听取了沈钧儒关于政治协商会议进展的报告。会议决定成立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民建捐款5万元作为活动经费。会后，民建推派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等5人分别联系在重庆的全国邮政总工会、中国农业协进会、中国妇女联谊会、陪都青年联谊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劳动协会、杂志联谊会、育才学校、重庆青年会、东北文化协会、音乐艺术社、华北政治经济协会等23个单位，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协进会选出理事35人，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施复亮、孙起孟、罗叔章、田钟灵、温仲六、胡子婴等民建成员当选；胡厥文、章乃器、徐崇林被推选为协进会常务理事。

　　协进会成立以后，先后举行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首次报告会在迁川工厂联合会举行，邀请梁漱溟、李烛尘、黄炎培作报告，有300多人参加。此后，参加报告会的听众异常踊跃，虽遭受特务骚扰，但群情激昂，不为所阻。由于听众越来越多，从第四次起改在沧白堂举行。章伯钧、罗隆基、张申府、李烛尘、郭沫若、张东荪、梁漱溟，中共政协代表王若飞分别作了报告。各界群众纷纷向政治协商会议提供建议，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审判汉奸，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取消经济管理等。

　　为扼杀群众性政治活动，国民党派出特务进行骚扰破坏。在1月16日的第四次大会上，当郭沫若讲到军队国家化时，混在群众中的100多名特务狂呼乱叫，使大会未能终场。协进会理事会立即致函政治协商会议，报告国民党特务捣乱会场的暴行。第六次大会，当中共代表王若飞作报告时，一批特务在台下敲起小锣，有的手持木头、石块向台上打去，不少群众受伤。在第七次大会时，特务5次扔石子、放爆竹，疯狂破坏。在第八次大会上，特务又包围谩骂中共代表王若飞。对国民党特务一连串的破坏活动，历史上称为“沧白堂事件”。

　　不仅如此，特务们还非法抓捕、毒打协进会的工作人员。由于协进会新闻处逐日报道协进会的活动情况，如实表达民意，揭露特务打手行径，深为国民党当局所嫉恨。1月24日晚，新闻处负责人、民建成员李学民、田钟灵夫妇在归家途中，遭到十多名特务的围殴，李学民受伤十余处。幸有群众闻声赶来，国民党特务才罢手。事件发生后，激起了广大人民的义愤。1月25日，重庆万名大学生举行民主大游行。1月26日下午，协进会在迁川大厦举行记者招待会，通报连日来特务逞凶破坏的情况。李学民从医院送来书面报告，控诉特务罪行。章乃器、胡子婴等先后发言，对“沧白堂事件”提出严正抗议。各报记者也非常愤慨，在报刊进行披露和谴责。许涤新、罗叔章、徐崇林及各界人士纷纷前往医院，对李学民表示慰问和声援。

　　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同时由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民主人士通力合作，利用合法斗争争取国民党内民主人士的支持，国民党代表被迫在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协议上签了字。

　　1946年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然而，协议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撕毁协议，加紧部署全面内战。对此，民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民建联合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0多个团体，组织召开陪都各界庆祝政协大会筹备会议，商定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由郭沫若、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徐崇林等组成大会主席团，邀请周恩来、董必武、邵力子、孙科、沈钧儒、李烛尘等政协代表出席讲话。

　　筹备会也向重庆市农会、总工会、教育会、商会等团体发出了通知，但他们未派人参加。2月9日深夜，市农会理事刘野樵、总工会理事长谭泽森等4人突然来到章乃器的住宅，要求参加庆祝大会并做大会主席。

　　2月10日大会开会前，刘野樵等人早早来到会场，前排位置也被数百名特务分子抢占，这些人要求立即开会。国民党市党部委员兼教育会理事长吴人初、市商会秘书周德侯夺取了扩音器，大呼提议刘野樵为总主席，台下打手们鼓噪附和。刘野樵走上主席台，擅自宣布开会，并要开始报告。施复亮等人高呼“请李公朴先生报告”。当李公朴要报告时，即被特务包围起来拳打脚踢。顿时，特务们在台上台下大打出手。李公朴被扯着胡须，一脚踢倒台下，胡子被扯掉半边，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施复亮被追打到附近一家小杂货店，幸好被胡子昂用车救走。郭沫若眼镜被打掉。马寅初不但身负重伤，连马褂都被剥去，文稿被抢走。年近七旬的沈钧儒也被追打。主席团成员和群众受伤的有60多人。闻讯赶到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国民党元老冯玉祥，目睹会场惨状，痛斥特务的暴行。这就是震惊中外的“陪都血案”，又称“较场口事件”。

　　“陪都血案”发生后，筹备会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民建成员和其他团体代表向中外记者报告了血案经过，《新华日报》、《大公报》等数十种报纸也报道了事实真相。当日，周恩来、邓颖超、廖承志赶赴医院慰问伤员。董必武、王若飞、李烛尘等11人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晋、冀、鲁、豫等地文化界和北平、上海、武汉、广州、香港、西安等地知名人士纷纷函电慰问。黄炎培、胡厥文等43人联名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将暴徒绳之以法。施复亮、李公朴等向法院提起诉讼。

　　对这一血案，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的宣传。中央社竟诬蔑“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刘野樵”，《中央日报》叫嚣要“解散民主建国会”，“依法制裁肇事祸首李公朴、章乃器”等。为驳斥国民党对血案的歪曲宣传，民建联合重庆23个民主政团发表了《向全国同胞控诉——报告二月十日陪都血案真相》声明，并联合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筹备会发表了《驳斥可怜可耻的反宣传的声明》，披露陪都血案真相，揭露国民党凭空捏造事实、信口雌黄的宣传，控诉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只好使出对簿公堂的一招。施复亮、李公朴等在血案发生当天，即由史良律师陪往重庆地方法院，验明伤情，提出控告。然而法院迟迟不提公诉。3月初，施复亮、李公朴再次向法院提出自诉；刘野樵等人也提出自诉，反诬章乃器、施复亮、李公朴等人“聚众逞凶，扰乱集会，伤害他人身体”。这时，法院才以双方自诉并案审理。3月15日开庭时，旁听席座无虚席。在全国人民的声援和铁的事实面前，刘野樵等人的自诉漏洞百出，自相矛盾。最后，法院宣布先交付调解，如调解不成，再定期审判，以此借口不了了之。

　　“沧白堂事件”和“较场口事件”，使民建在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经受了一次战斗的洗礼。

　　第二节　  反对内战，争取和平

　　一、南京请愿和“下关事件”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为适应当时的局势，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迁到上海。

　　此时，国民党在美国的支持下，开始了向解放区的进攻，全面内战即将爆发。1946年5月5日，民建、民进等上海53个政团在南京路劝工大楼成立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选出马叙伦、胡厥文等29人为理事。民建推举胡厥文、沈肃文、王纪华3人为代表，参加上海人民团体联合大会工作。在12日的理事会上，选出沙千里、马叙伦、林汉达、胡厥文、汤桂芬、罗叔章、许广平、陈巳生等为常务理事。随后，决定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反对内战大会。6月8日，民建会员阎宝航、包达三、盛丕华等与上海164位知名人士上书蒋介石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并把全文附寄中共代表团。6月9日，民建举行会员座谈会，专门讨论如何挽救民族经济危机问题。会上，章乃器、盛丕华、包达三、张伯、王却尘、陈钧等提出派代表到南京请愿，面陈对时局的意见。15日，民建再次举行会员座谈会，经过充分的讨论，正式决定推派代表赴南京请愿，向国民党当局呼吁和平、要求停止内战。16日，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召开理事会，决定赴南京请愿，推举马叙伦、盛丕华、雷洁琼、张伯、胡厥文、篑延芳、包达三、阎宝航、吴耀宗和上海学生和平促进会代表陈震中、陈立复11人组成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又称上海和平请愿团。胡厥文因故未能成行。马叙伦被推为团长，胡子婴、罗叔章担任秘书。其中，盛丕华、张伯、篑延芳、包达三、阎宝航、胡子婴、罗叔章都是民建会员。

　　6月21日，民建在《联合晚报》、《大公报》、《时代报》、《中华时报》发表了《为挽救国运解决国是奠定永久和平而呼吁》的声明。6月22日，民建继续举行会员座谈会，通过了欢送本市人民代表赴京请愿吁请和平案，决定全体会员到火车站欢送代表并参加反内战游行。

　　6月23日，上海人民团体代表团赴京请愿。这次活动，得到了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动员组织了数万人前往欢送。上午7时，上海北站聚集了数万人。上午10时，欢送大会正式开始。民建常务理事王却尘任大会主席。请愿团代表在会上发言，说明去南京请愿宗旨，得到大会的热烈响应。大会通过了“10代表请愿，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和致电美国政府“不要助长中国内战”等决议。会后，进行了游行示威。民建还自备了大卡车，高举民主建国会旗帜，高呼“要和平不要内战，要民主不要独裁”的口号，为请愿团送行。载有请愿团代表的列车11时开动。列车经过苏州、常州时，开始有特务上车纠缠。到达镇江时，又来了一伙自称“苏北难民代表”的人，围住列车不让开行，要代表不去南京请愿，而向“共产党请愿”，否则就要卧轨。代表们摆脱阻拦，列车继续西行。下午7时到达南京下关车站后，遭到数百名伪装成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围殴，长达四五个小时。暴徒辱骂民建会员阎宝航，并逼其下跪。阎宝航愤慨地说：“我是东北人，在日寇铁蹄下我从来没屈膝过，我决不会受此凌辱。”他和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被打得多处受伤，血流满面，财物被抢。经过多方交涉，直到晚11时许，国民党当局才派宪兵到达现场“维持秩序”。当受伤代表被送到中央医院救治时，已是24日凌晨。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

　　民建闻讯后，急电表示慰问，并派胡厥文到南京会同黄炎培、王纪华慰问、照顾受伤人员。24日下午，代表团成员盛丕华、张伯、包达三、篑延芳出席国民参政会，篑延芳在会上报告了组织请愿经过，盛丕华代表请愿团发表了声明。代表团成员推选篑延芳为负责人，访问各方面人士和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要求面见蒋介石。蒋介石对篑延芳谎称“我不要打，是共产党要打。”“放心，和平是有希望的，即使他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但就在当天，蒋介石密令刘峙调动大军开始了对中原解放区的进攻。

　　6月26日，《联合晚报》刊登了记者在现场拍摄的照片，揭露国民党特务的血腥罪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通电，抗议国民党制造的暴行。在沪民建会员发起了捐款慰劳请愿代表的活动。

　　“下关事件”发生后，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闻讯立即到医院慰问。中共代表团的热情关怀，使大家深受感动。6月25日晚，中共代表团在梅园新村设宴招待代表团。周恩来报告了与国民党历次谈判的经过，阐明了共产党今后的政策和主张。他对中国形势精辟、科学的分析，使代表们对局势有了新的认识。29日，周恩来、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李维汉联名写信给马叙伦、张伯、吴耀宗、雷洁琼、篑延芳、包达三、盛丕华、阎宝航，对请愿团给予高度评价。7月5日，毛泽东、朱德致电请愿团代表：“先生等代表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竟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7月19日，周恩来写信给民建等17个政团，代表中国共产党对他们反对内战、坚持和平的态度表示肯定。信中指出：“诚以非和平则不能进行战后之经济建设，而非民主则无以实现国内之真正和平。当前经济危机已万分严重，内战如继续发展，全国经济即有崩溃之虞”，“欲挽此危机，端赖全国各界人民共同奋斗，以一切力量争取立即停止内战，实现全国和平。”这给民建以很大鼓舞。

　　“下关事件”使民建从血的教训中逐渐觉醒过来，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政府坚持内战、镇压人民的真实面目。

　　二、反对“美援”和美军驻华

　　国民党一方面大举进攻解放区，一方面残酷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美国为了支持国民党打内战，在中国境内派驻了14万军队。在此紧要关头，民建同全国人民一道，进行了无畏的斗争。

　　1946年8月10日，美国新闻处发表美国特使马歇尔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联合公报”，宣布调处失败。13日，民建发表《对马歇尔特使及司徒雷登大使联合公报的意见》，刊于《联合晚报》、《文汇报》、《时代报》、《时事新报》，并译成英文分送上海各外文报社和马歇尔、司徒雷登。意见指出，“美国对华政策，实有重加检讨之必要。中国应为美苏两大国亲善之桥梁，实为无可移易之至理。本会政纲，主张以主动地位执行对美对苏平衡政策，亦即此意。但美国如欲以中国为防苏根据地，中国倘亦自愿为防苏之前锋，则其结果，自必背道而驰。其足以妨害马司两使之努力，甚至使美国之援华政策失其原来之意义。”还指出：“国际互信之重见，苏联也自负有极重大责任，而我国外交政策之改正，更属理所当然，事不容缓，是不但关系中国之安危，世界究能久享和平，抑或再遭惨祸，均于此决之。”声明最后正告国民党当局“历史上未有能以弁髦法令，毁弃道德之手段，维持政权而达于成功者。自乱必自毁，幸政府当局之知所警惕也。”

　　1946年8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中美剩余物资购买合约》，美国政府将价值20亿美元的战争剩余物资以5亿美元的低价出售给国民党政府，变相支持蒋介石打内战。9月7日，民建发言人发表《民主建国会反对签订中美物资协定的谈话》，严正指出：“此次美国所让售的物资，原为对日的军用品，在此内战日益扩大的时机，显然可能依旧作为军用，被好战分子利用为扩大内战的武器，以重苦我国人民”，并指出“在民主统一的联合政府未成立以前，美国任何片面援助，后果都只有加重我们国内的纠纷，不独有损于我国人民利益，而且有损于美国人民的利益。”谈话号召“全国人民一致起来要求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内战，重开政协会议，依据政协决议来解决当前一切政治、军事问题，不让这次美国让售的剩余物资被利用为扩大内战，屠杀人民的工具。”

　　为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打内战，民建与九三学社、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等13个政团从9月23日开始，发起了“美军退出中国周”的活动。民建由章乃器、王却尘、陈钧等作为代表，并派张伯、胡子婴、罗叔章等参加筹备工作。在活动周中，连续招待中外记者、英美在沪工商界、中国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并致电联合国和美国政府，要求美军退出中国。胡子婴还撰写了《“美军退出中国周”的世界观》刊登在《大公报》上。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对于配合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发挥了积极作用。

　　1946年12月24日，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被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民建和上海各团体共同发表了抗议美军强奸中国女大学生的声明。1947年2月5日，重庆学生上街抗议美军暴行，许多学生被殴打致伤。学生向国民党重庆市政府请愿，再遭殴打，重伤6人、失踪4人。2月9日，民建重庆分会与民盟重庆支部、九三学社重庆分社等15个政团派人慰问受伤学生，并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全国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反抗美军暴行。

　　1948年5、6月间，全国又掀起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上海学生于5月4日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活动，各阶层人士纷纷响应声援。民建成员中的许多工商业者、文教知识界人士多次聚会演讲、发表声明、意见，揭露美国扶植日本的罪恶目的，抨击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

　　三、反对召开“国民大会”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召开“国民大会”，并要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交出国大代表名单。同时，以“改组政府、制定宪法”为诱饵，企图拉拢民主党派，孤立共产党。对此，民建于11月初致函第三方面和有关团体，呼吁各界保卫和平、反对内战、维护政协决议。当时，各党派是否参加“国民大会”，已成为各种政治力量在国共两党斗争中何去何从的分水岭。在国民党高官厚禄利诱下，青年党、民社党已经投靠了国民党。11月11日，蒋介石为争取中间势力，决定会议延期召开。国民党派出要员陶希圣、张群、钱新之、杜月笙轮番做黄炎培的工作，动员他参加国大，遭到黄炎培的坚决拒绝。为此，民建重庆分会致电黄炎培，对他的高风亮节深感钦佩。

　　在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拒绝参加国民大会后，国民党在1946年11月15日单独召开了所谓的“国民大会”，通过了“一党宪法”。

　　12月31日，民建与民进、九三学社等11个政团联合发表声明，一致认为“一党宪法”是将“人民送上死路，国家送上绝道”。

　　1947年1月3日，民建召开常务理事会，详细地讨论时局问题，一致通过《民主建国会常务理事会反对国民党召开国大通过宪法的决议》，再次表明了民建反对“国民大会”的态度。

　　继“国民大会”之后，国民党又进行了“改组政府”的骗局，蒋介石拉拢了民社党、青年党和某些“社会贤达”参加了“国民政府”，称这个政府是“多党”的政府。此举无疑又为和平带来了一片阴影，政协精神再次遭到破坏。

　　民建于1947年4月22日，针对国民党“改组政府”发表声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内战中改组的政府，那里说得到政协路线，和扩大政府的群众基础”，并表示中国要走上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独立、进步的道路，“只有重新恢复政协的精神和原则，组织全国统一的真正民主的联合政府，彻底实行和平建国纲领。”

　　四、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

　　国民党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血腥镇压民主运动，杀害民主人士。仅1946年6月间，就逮捕了13万多名工人、学生和市民，7月又封闭了反内战的文化团体、言论机关100多处，接着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李公朴、闻一多血案。

　　李公朴、闻一多被害，引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民建闻讯后，对国民党的暴行表示强烈谴责。10月，民建会员33人会同上海各界人民团体发起举办悼念活动，民建捐赠30万元作为纪念活动经费。黄炎培、章乃器在《文汇报》上发表了悼念李公朴、闻一多的诗作，赞扬了他们的革命精神，对国民党特务的暴行表示极大愤慨。10月6日，上海各界又在静安寺集会，举行公祭活动，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胡厥文主祭，民建常务理事杨卫玉宣读了祭文。民建和各社团开展的悼念活动，进一步推动了全国人民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运动。

　　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和美货倾销，造成我国民族工商业的大量破产。为了振兴、发展我国民族工商业，国民党统治区掀起了抵制美货运动。1947年2月9日，上海百货业青年职工数百人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举行爱用国货抵制美货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尚未开始，就遭国民党特务破坏，数十人被打伤，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当场打死，造成“二九惨案”。血案发生后，民建立即组织抗议和声援活动。2月10日，民建发表《民主建国会对上海劝工大楼血案的严正声明》，并发起组织“二九惨案”后援会，给予物质和精神的援助，陆续捐款近70万元。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内战。这一爱国运动迅速扩大到北平、南京、天津、沈阳、重庆等许多城市。国民党对学生运动进行极端野蛮的镇压。5月20日，各地学生6 000多人在南京举行联合请愿大游行。国民党当局出动大批军警宪特人员，以铁棒、木棍、皮鞋、水龙围攻毒打手无寸铁的学生，重伤19人，被捕28人，500多人惨遭毒打，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二”大血案。接着，又在上海、武汉、重庆等地大肆逮捕青年学生和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六一”大逮捕事件。惨案发生后，民建发表了《民主建国会对和平运动的意见》，声明民建自成立以来，“一贯地站在人民的立场，反对内战，呼吁和平”。黄炎培在日记中写道：“我生从事教育四十六年，眼见学生受伤惨状，为之流泪。”

　　1947年初，国民党军队在重点进攻中节节失败，为挽救其失败的命运，欺骗人民，指使上海的所谓“工商团体及各界人士”，发起组织所谓“和平运动”，以迷惑视听。民建于1947年2月1日发表《民主建国会对“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发表意见》，揭露这些人过去主张“戡乱”的反动立场。5月22日，民建召开由百余位工商界人士参加的“当前社会危机检讨会”。马寅初、章乃器、胡厥文等出席座谈会，章乃器在会上宣读了讨论提纲。与会人士对物价飞涨、社会动乱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讨论，一致认为引起物价飞涨的“真正原因只有两个血腥的大字‘内战’”，“如果人人都能安居乐业，当然不会发生学潮、工潮”。与会者对学生运动表示同情和声援，愤怒谴责国民党当局依靠美援打内战的行径。

　　在此期间，许多民建会员有的出钱资助爱国人士和青年学生，有的帮助他们摆脱国民党政府的追捕，有的为爱国学生出版宣传刊物提供经费，有的掩护和营救中共地下党员，为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做了大量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