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思黄任老

1945年7月在延安的一个窑洞中，黄任老和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几次畅谈，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延安窑洞对”。对黄任老的“兴亡周期律”，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处方，那就是民主。延安回来后黄任老思想产生了巨变。冒着杀头的风险写了《延安归来》。1945年12月16日，黄任老联合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中国经济界人士组建了中国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中国经济界的民族资本家和小业主以及经济学家，在对共产主义的一些经济政策有怀疑的时候，接受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坚持民主，走中国道路的经济方针，暗中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民主党派。随后黄任老组织广大会员为解放区筹措大批物资和资金，同时配合全国解放战争保护国家经济建设基础设施设备。为此国民党特务还杀害了黄任老的二子黄竞武烈士。

1949年3月26日，毛泽东主席邀请黄任老作为第一位来到他所下榻的香山双清别墅的客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双清别墅谈话”。在交流的过程中，毛泽东再三向黄炎培强调，他要搞出不同于苏联的“中国特色”。并请黄任老做将建立的新中国民营经济的牵头人，中国民主建国会可以作为一座桥梁，一方面向共产党反映民营实业家的要求，另一方面向民营实业家传递共产党的声音。

黄任老也不顾年老，打破自己一生不做官的老规矩，出任新中国政务院副总理，这也是政务院唯一的一个党外副总理。中国民主建国会广大会员也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在后来的公私合营中积极配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二、参政议政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民主建国会以“共同纲领”作为自己的纲领，坚定的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谋求自己在国家政权构架中的地位和利益，这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主要原则，在这个基础上积极做好参政议政。同时敢于直言，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

无论是作为政府行政官员，还是人大和政协负责人，黄任老都以捍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为己任，对于经济领域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尤其在1953年开始的全盘苏化的极左时期。黄任老先后对土改时照搬落后的前苏联大工业化农业生产，公私合营的照搬前苏联一味没收个人财产提出了不同的意见。黄任老还作为中国职业教育先行者的特殊身份对个体手工业应该给予保留等等提出了很多建议。特别是对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对考察结果如实汇报，虽然因此被打成右派，但还是认真做工作。

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对民建和黄任老的建议是非常重视的，因此中国建国后的土改，土地基本分给了农民，人民公社的核算在中国也基本维持在了生产大队。保证了中国农业的基本稳定。而中国的公私合营采取了股份制、和平赎买等和平的方式。特别是在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极左时期个体手工业的保留，为改革开放后个人从事以个体服务为主的小商业兴起提供了基础和政策空间，对中国的经济复苏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三、牢记初心砥砺前行

年轻时，我对社会和历史有一些困惑。这个时候我接触到了承德市民建的门海滨老主委和邵东明同志（时任秘书长）以及民建的其他同志。在门主委的介绍下，我系统的看了民建历史，并学习了民建老同志的大量文章。我对民建坚定支持中国共产党执政，但是在经济领域坚持走中国道路非常赞成。我作为一个中国医药经济领域的基层管理者，我觉得只有把中国的经济搞上去，这才是强国之本。于是我提出了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申请，1998年5月我成为了这个光荣组织的一员。

加入中国民主建国会后，我作为一个负责具体工作的国家公务人员，对我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遇到的问题，敢于直言及时撰写社情民意，认真思考提出建言献策。民建市委、省委和民建中央也多次采纳鼓励。

作为一个民建的老同志，我也对新同志说几句心里话。中华民族的复兴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中华民族的复兴首先是中华文化和道路的复兴，因此必须坚定的反对崇洋媚外，坚定的从中国文化中找出一条中国道路。因此民主党派大有可为。中国民主建国会不是追求政治利益的党派，更不是一个升官发财的地方。她是一个坚定的支持中国执政，但重心放在中国经济建设的政策反映，理论探讨以及社会实践的社会组织。在经济领域要敢于说真话，要善于提出解决经济问题的建议，特别是勇于参加经济建设，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在经济领域做出自己的贡献。